四、警察露面了

四、警察露面了

王金波

10月7日下午,我返回临沂,收到天津吕洪来寄来的《笔谈》杂志。然后我打电话给秦永敏,讲了警方找我父亲的事情,又把秦永敏告诉我的谢万军的有关情况转告刘连军。晚上我给秦永敏、吕洪来写信,次日上午寄走。下午两三点钟,临沂市公安局和临沂市国家安全局在临沂市公安局兰山分局五里堡派出所联合传唤了我(其中的一些详情,参见《1998年10月8日传唤经过》)。在这次传唤中,我基本如实地告诉了他们我近期的一些情况。总起来讲,这次气氛还是不错的,我毕竟第一次正式公开跟他们打交道。当晚我离开派出所后打电话告诉了秦永敏,他马上在《中国人权观察》上发了消息。

9日,我写了一份《关于我的一些情况》(包括后面的《各地朋友通讯录》)【附件八】,给了警方。

【附件八】关于我的一些情况

王金波,男,汉族,山东莒南十字路镇东良店人,1972年10月生。父亲王秀玉,49年生,在本村任教。母亲尹德娟,47年生,家庭妇女。妹妹王金荣,74年生,已婚并已育。

79-83年,就读于本村小学。83-84年,就读于莒南一小。84-91年,就读于莒南一中。88年,深受当时中国思想界空前自由的气氛影响,思想开始发生变化。先从文化角度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反感,89年3月接触到《河殇》解说词,受到极大震动。4月由胡耀邦逝世引发的学潮、绝食直至“六四”惨案,我始终密切关注,并于5月19日写了一封给“天安门广场上绝食的大哥哥大姐姐们”的声援信,内夹10元人民币。“六四”惨案使我的注意力转向政治方面。紧接着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我的思想于91年8.19事件之后基本定型,即:共产党一党专制不得民心,这种情况不会长久,中国必须实行政治民主化、经济私有化、思想自由化、文化多元化。

91年考入位于江西省临川市的华东地质学院应用化学系工业分析专业。10月,进入学校团委的机关刊物《大学时代》任编委。11月,与几位学生秘密成立强国研究会。92年3月,被团委任命为《大学时代》编辑部主任(任期1年)。同时,强国研究会一名成员当选为校学生会主席。6月,由我们几个人发起成立的马恩列毛著作研究强国会获校党委宣传部批准成立,以学生社团的名义公开活动,由我任会长,学生会主席任名誉会长,校党委宣传部长和党办主任任顾问,学生会社团部长任秘书长。后来发现志同道合者甚少,我干完一届逐渐退出,该会渐趋解体,旋即停止活动。当时的几个朋友,现已基本失去联系。95年2月买一收音机,开始收听VOA(美国之音)等节目。曾给VOA写过一封信,我不知下文。

95年8月进入临沂制药厂针剂车间。96年11月-97年1月跑业务。96年底、97年初开始收听RFA(自由亚洲电台)。97年1月-10月因全厂停产未上班,有时打零工。6月,给韩东方打对方付费电话,他不在,就给他写了一封信,前半部分是我的简历,后半部分是我厂的一些情况。8月11日,我厂与三株集团合作成立临沂三株药业有限责任公司。28日,市国安局找我谈话。10月,回新公司上班。98年1月29日,与上海杨勤恒打电话聊了几句(电话号码是从RFA广播中听到的),几天后又聊过几分钟,但都没留姓名地址。2月17日去北京出差,3月1日由公司总经理紧急召回,不久调往技术质监部。3月2日,给市国安局武处长打电话聊了几句。6月,与韩东方聊了大约半个小时,是关于企业的事,也没留姓名地址。7月,调往销售公司企划部。

9月11日,从法广(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听说武汉秦永敏等人、山东谢万军等人分别向本省民政厅申请注册中国民主党的本省委员会,受到有关官员的接待,我就打电话给RFA的威廉要到卢四清的电话号码,12日上午向卢四清要谢万军的电话号码,然后给谢打,打不通,下午又向卢四清要谢的电话号码,原来我记的号码错了,这次打通了,谢妻于显杰记下了我的传呼号。不久又打,谢仍不在。晚上8点左右又打,谢在,互相留了地址,谢还给我徐文立、秦永敏、王有才、刘连军、牟传珩的电话号码。当晚给谢写信,主要是我的简历。13日下午寄走,又给谢万军、刘连军、王有才、秦永敏、徐文立打电话,留下我的地址。当晚又给谢写信,内容是我对成立中国民主党的7点看法,次日寄走。16日收到谢信(《中国民主党公开宣言》《中国民主党山东委员会注册申请书》《致各位朋友公开信》,正面是《中国民主党章程(草案)》前半部分、背面是《民政厅问答现场记录(谢万军、刘连军)》复印件)。18日又给谢寄一封信,内容是表示在民主党获得批准后我愿意加入,以及我们单位效益太差,打算找别的生活门路。22日我在开阳文印村印500份材料(《中国民主党公开宣言》《中国民主党山东委员会注册申请书》《民政厅问答现场记录(谢万军、刘连军)》复印件,以及由我落款的、在原基础上稍加改动的《致山东各地朋友的公开信》),下午取时被告知已被“有关人士”销毁,我马上打电话告知秦永敏和刘连军,他们让我赶紧停下来。26日前后,分别收到谢万军寄来的约100份材料(《中国民主党公开宣言》《中国民主党山东委员会注册申请书》《致各位朋友公开信》),以及徐文立寄来的两封信(第一封信:去年11月他与路透社驻京记者的谈话、12月与四记者的谈话,今年1月与韩东方的谈话,4月与旅法自由撰稿人安琪的谈话;第二封信:《笔谈》,吕洪来、牟传珩、华文等人的文章),我把《笔谈》复印一份寄给刘连军的妻子谭光华。截止到30日,我通话的次数大约为:徐文立两次、王有才一次、牟传珩一次、姜福祯一次、谢万军四五次、刘连军两三次、秦永敏四五次、吕洪来一次。除一次打公用电话外,其余全部在邮局或大街上打的磁卡、IC卡电话。我把谢万军寄的材料中的大约70份左右,在公开信下边加上我的地址后,寄给了山东、江西、江苏、浙江、安徽、河南、河北、广东、四川、陕西、广西等地的朋友(绝大部分是同学)。临沂的朋友,一份也没寄,且基本无人知道我的这个情况。但我已在单位里周围的同事们中间公开了这件事。以后,我停止中国民主党的事情。

29日接到妹妹传呼,要我回家,我猜可能是父母已知此事,而此前所有亲人均不知。1日回家,果然如此,是市公安局(父亲没弄清是公安局还是国安局)宋科长28日找过我父亲。父母一开始很担心,后来与我谈过几次,我表示“将在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除非死了”,父母也就承认了既成事实。我把各地朋友的电话给父母留了一份,若我被捕,可告知各地朋友。7日返回临沂,收到吕洪来信(牟传珩《新文明宣言》)。当晚打电话向秦永敏告知市公安局找我父亲谈话的事情,又把从秦处了解到的谢万军的情况告知刘连军,然后向王有才索取《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晚上给秦永敏、吕洪来写了两封信,内容主要是我的简历,8日上午寄走。下午大约两点半,一名警察从宿舍把我带到五里堡派出所,先是关在一间小屋子里,看守警察态度恶劣,自己在上班时间睡觉不说,还不让我上厕所。但上楼与其他警察朋友交谈时,气氛很融洽,一直到7点半多。晚上,我把这次谈话告知了秦永敏。

下面谈谈我的一些观点。我认为,按照统治形态划分,国家体制可以划分为极权主义(全体主义)、威权主义(权威主义)和民主主义三种体制。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极权主义统治形态,有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二战时的德国、意大利、日本等国都曾建立过法西斯主义统治。马恩设想的共产主义作为人文科学的一个分支,将永远在人类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可惜被后来的斯大林、毛泽东等人歪曲了,以共产主义的旗号建立了独裁统治。斯、毛的共产主义,本质上是极权主义的一种实现形式,其特点是“全面控制”。邓小平发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逐渐步入威权主义时代,民众获得了一定的自由和民主。威权主义的特点是,只要不公开反对政府,政府就不管。现在的江泽民时代,正处于由威权主义向民主主义过渡的阶段。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是一件伟大的事业,他的名字将永垂青史,可惜晚节不保,“六四”成为他一生中最大的污点。江泽民也是一位开明人士,为中国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如果能领导中华民族步入自由和民主,他同样会成为一名伟人。

对于共产党,我坚决反对“打倒”“推翻”的说法。我认为,民众面前,任何政治势力均应平等,既不能允许某一种政治势力永远居于执政地位,也不允许“打倒”或“推翻”某一种政治势力。我的看法,是要求共产党允许不同的声音出现,各种政治势力平等,由广大民众通过定期选举来选择自己信任的政治势力。如果广大民众仍选举共产党为执政党,那么我们就应尊重民众的意愿,让共产党来领导国家。如果广大民众不选举共产党为执政党,那么也不要紧,共产党可以调整自己的政策,在下一次选举中再争取成为执政党。不管哪个党执政,我们都应尊重事实,尊重民众的意愿。

我认为,人权具有普遍性原则,人权无国界。中国政府已经签署《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说明中国政府开始承认人权的普遍性原则,这是很大的进步,我对此很高兴,希望中国政府沿着这个方向继续走下去。“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所以国家的最高权力必须分开由不同的部门分别来行使,形成一种权力制衡机制,从而有效地制止腐败。腐败现象是老百姓最痛恨的问题,只有解决这个问题,国家才能真正稳定,民族才能真正富强。既然民众享有言论自由,就应让各种不同的声音出现,只要不违反法律,什么话都可以讲,这样才使新闻舆论成为制止腐败的有力武器。军队应实行国家化即非政治化,任何政治势力均不得拥有武装力量,军队只属于国家,起保家卫国的作用。中国必将统一,以联邦制统一的可能性最大,统一后的中国包括港澳台。对于台湾问题,我认为台湾独立是错误的,台湾人也是中国人,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治权毕竟从未达到过台湾,两岸的政府应互相承认对方为对等的政治实体,均为中国的组成部分,台湾不要宣布独立,大陆也应放弃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想法,“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就像大陆政府所说的,“只要能统一,什么都可以谈”,双方坐下来,在谈判桌上谈,比动武不是好多了么?我反对一切暴力活动,在现今社会,暴力是不得民心的,是反人道的。我也反对一切秘密活动,民主的规则应是公开的,只有公开,才有真正的民主。我也反对急进冒险,只有在合乎法律的条件下,理性地从事各项活动,才是民众所希望的。中国也存在不少民族问题,尤其是西南、西北、北部的少数民族问题,我认为应充分尊重各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以和平方式妥善解决民族问题。中国的经济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将是中国经济改革的趋向。中国还存在严重的信仰问题,传统的共产主义信仰已面临严重的危机,因为共产主义与现实差距太大,老百姓接受不了,一时又没有找到别的信仰,很多人便转而对金钱拜物教的崇拜,或者什么也不信。这是个危险的现象,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是最危险的民族,如果一个民族连信仰都没有了,那还有什么呢?幸好,现在基督教、佛教等世界性宗教已在广大农村地区发展开来,并向高层次、知识化的方向发展,这是个可喜的现象。

应当承认,中国正向好的方向一步步发展,这是个勿庸置疑的事实。经济上,私有化进程已经加快,公有制成分逐渐减少,新兴的民营也即私有企业正以充满活力的姿态向世人展示着强大的生命力。经过78年以来的三次思想解放,思想界突破了很多禁区,目前仍在进一步突破。传统文化逐渐让位于现代新文明,陈旧腐朽的东西已被扔进历史地垃圾堆。政治上的开放也在进行,这次山东、湖北两省的持不同政见者向本省民政厅申请注册中国民主党受到严肃而认真的接待,是建国49年来的首次,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本月在北京成立的中国发展联合会,一直在公开提出大胆的政治见解,并没受到干预,这是可喜的现象,也有可能便是中国结社自由的开端。陈希同等腐败问题的大案要案相继被揭露和查处,虽然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却也表明共产党的确认识到腐败问题的严重性,采取了一些强有力的措施,向法制化的轨道逐步迈进。现在,我的思想虽未成熟但已基本定型,要我再接受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那是不可能的。我愿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奉献毕生的精力。在具体行动中,我将本着“公开、理性、和平即非暴力”的原则,以妥协代替对抗,以不合作代替暴力,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与一切有志于为中华民族做出贡献的朋友一起,继续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添砖加瓦。

对于各地的持不同政见者朋友,我仍将通过电话、写信的形式与他们保持联系。当然,警察朋友们如果向我打听有关情况,我会毫无保留地全部告知。至于我个人的下一步打算,我想离开临沂三株药业公司,因为收入太低,吃不饱饭,去和临沂的几位同学学习一下计算机方面的知识,因为计算机的应用范围日益广泛,这是个发展趋势,以后再用所学知识谋碗饭吃;如果还有更好的门路,也可能干别的,但这是以后的事。同时,我还要进一步学习各种知识,学会多角度、全方位地看问题。我的传呼号码是126-5910480,警察朋友们如果有事可以和我联系。

在这里,特地向各位警察朋友致歉,我给大家添了麻烦,耽误了大家的时间,望谅!

王金波

09-10-98于临药

【附】各地朋友通讯录

谢万军538-2820226

(271500)东平县实验中学于显杰转

刘连军536-8270510

(261031)潍坊日报社谭光华转

牟传珩532-3619280

姜福祯532-3844255

王有才571-8861041

徐文立10-63517814

(100053)北京白广路二条4号贺信彤转

秦永敏27-86365664

(430080)武汉青山区红钢城21街坊402号

刘念春(在押)(100027)北京朝阳区三里屯北区南20楼1门12号

杨周(已出国) 21-63732605

(200002)上海黄埔区外滩街道人民路558号

杨勤恒(在押)21-56095707

吕洪来22-24370319

(300162)天津河东区万新村15区10号楼1门312号

卢四清852-23562802

(对方付费传真)108857-69783919-23562485

韩东方对方付费108852-27802187

香港九龙中央邮政信箱72465号

刘宾雁1-609-7993174

王希哲 对方付费10810/10816-617-6662046

郑义 1-609-9241445

2006年2月20日,山东莒南

http://asiademo.org/read.php?charcode=GB2312&id=1831

补:

1998年10月8日传唤经过

1998年10月8日14点左右,我一个人在临沂制药厂宿舍里刚睡完午觉,忽然听见有人敲门。我打开门,一个约30岁的陌生人进门后掩上门,问我是不是王金波,我说是,他说跟我去一趟派出所吧。我知道他们终于直接露面了。我说好吧,返回里屋。那人也马上紧跟着进去。我把床上的被子叠好,跟他出了宿舍来到20米远的街上。他带我上了一辆停在路边的货物运输车(事后回忆,那几天我似乎见过这辆车),坐在驾驶室里,去了五里堡派出所。

在一楼,这人让我进了西边的一个小屋,里面有五六个人,一个人坐在椅子上堵着门口。后来我才知道,这叫留置室,堵在门口的那个人是派出所的联防队员,里面的四五个人(包括我)则是被盘问人。南面小半间由粗钢筋拦成另一部分——俗称铁笼子的就指这个。

屋里的人们都闷头不说话。我第一次到这种地方,不知道这是留置室,只是坐在连椅上好奇地看着周围的人们。我左边一个三十来岁的人坐在地上(当时我还纳闷他为何不坐在椅子上,因为我进去时椅子上有空位)。再往左边即靠近门口的地方,两个二十来岁的人低头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右边也有人。坐在椅子上堵着门口的那个联防队员后来趴在椅背上打起了盹。我左边坐在地上的那个人后来哀求联防队员去厕所,被联防队员爱理不理地拒绝几次之后,我终于忍不住说我也去厕所,当然也被拒绝。于是我质问他凭什么不让我去厕所,他这才抬起头来不再睡觉,说就是不让你去。我问他凭什么,他说不为什么。

没多一会外面有人喊我的名字,于是我被带到二楼一间办公室。进门一看,里面坐了七八个人。后来得知,他们是临沂市公安局政保科、兰山分局政保科、五里堡派出所三级公安机关和临沂市国家安全局的警察。我一进门就认出了辛磊(临沂市国家安全局二处的一个科长。1997年8月28日传唤我的国家安全局警察中就有他),跟他打招呼:“这不是辛科长吗?”一个女的(后知其为五里堡派出所副指导员马仑)惊讶地问道:“你俩认识?”辛磊尴尬地笑了笑,我说:“是呀,去年我们就打过交道。”辛磊问我怎么样,我说不怎么样,刚才我在一楼时想去厕所,他们竟不让我去,太不讲理了。辛磊问了一句你现在还想去吗,我说当然。于是辛磊领我下楼到院子里上厕所。回来时,我指着不让我上厕所的那个联防队员说:“就是他,不让我上厕所,值班时睡觉!”辛磊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说他们素质低,别计较了。而当时大厅里的人们都愣住了。

回二楼后进入正题,他们问了我最近的一些情况。我如实回答我是通过卢四清跟谢万军取得联系的。他们问我跟哪些人联系过,我把十几个电话号码和通讯地址当场背给了他们听。总起来讲,这次传唤,我把我的情况大多告诉了他们。后来他们有人出去,留下几个人跟我闲聊,我就跟他们讲我当时学到的一些很浅显的理论知识,他们在听得津津有味之后说并不相信我的理论。

后来有人说你先回去吧,于是我离开派出所回到单位。

2005年10月31日,山东莒南

《博讯》,2005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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