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再到杭州

十四、再到杭州

王金波

2月10日我第二次到杭州后,已是腊月二十五,马上就是年关了。我先是跟祝正明等人帮吕洪来夫妇卖鸭梨,然后就是等着过年了。小单在除夕回了萧山,那里是她父母的家。很多人来一起吃了个年夜饭,大鱼大肉,很丰盛,都是大家凑的。可惜没有饺子,这是到当时为止我过的唯一一个不吃饺子的年。我和祝正明、小郑跟吴义龙打了几个小时的扑克,这是我见过的我们的朋友们唯一打扑克的一次。天亮前大家困了,吴义龙回卧室躺下,祝正明躺在沙发上,我和小郑支了几个凳子和马扎,躺了一会儿。天亮醒来后吴义龙也去了小单萧山家,祝正明也回了家,剩下我和小郑。

我留在这里接了一些外地朋友打来拜年的电话。当然,早在此前一天即除夕,我已经打过几个电话给别人拜年。不一会儿晚成先生来了,还带来一个年轻人。原来他俩在火车上聊天,年轻人这才听说有个民主党,所以过来看看。但是,很显然,这个年龄比我稍大的年轻人很害怕,不愿过深地了解,不一会儿就走了。中午我们几个人去了南边,在那儿有几个朋友筹资准备办个商店,卖一些食品之类的东西。我坐上公交车时,发现我这唯一一个不在老家过的年的确不一样,大街上熙熙攘攘,下午那些商店就开业了——上午有没有开业我不知道,因为上午我没有出门。在我的老家,商店开业可是大多要等到初六左右。

后来我跟朋友们一起过了几天,直到2月20日(正月初五)被警方无理拘捕,押回山东治安拘留15天,直到3月15日“两会”闭幕后才恢复自由。3月28日我第三次到杭州,4月29日被扣,5月1日被侯献合等人接走,从此离开杭州,至今没有再去过。这其中的部分经历,我在《我被拘留的前前后后》、《墙外追思──回忆祝正明等杭州、上海几位入狱朋友》、《王东海、程云惠夫妇二三事》等文章中作了一些介绍。下面,我主要对这几篇文章作一些补充。

在此之前的1998年11月,我曾经在临沂印制了一张名片,正面写着“中国民主党山东筹委会王金波”,地址是我所在的临沂制药厂,以及我的传呼号码,背面是我从《中国民主党公开宣言》上摘抄的一段文字。我到杭州之后,发现杭州朋友们也都印了名片,这倒是跟我不约而同想到一起去了。事实上,杭州朋友的名片在12月17日王有才案开庭时,的确起了不小的作用,很多外地朋友就是凭着这些名片找到门上来的。当时济南朋友车宏年找到吴义龙家之后,跟朋友们合了一张影。我第一次到杭州之后,吴义龙把照片给了我,让我转交给车宏年。但是想不到的是,我第二次到杭州后听说,老车被劳教了,原因是给“境外”写“勾联信”,杭州朋友们很关注这件事。

1999年3月15日我获释后,在临沂找了一个买主把传呼卖了400块钱,因为我没有去杭州的路费了。在这期间,3月24日我凭着记忆起草了一份《中国民主党(CDP)简介》,打印了几张,带到了杭州。通过这篇稿子,不难看出当时我的一些毛病。首先,落款是“中国民主党山东筹委会供稿”。实际上,起草这篇稿子我没有征求任何其他山东民主党成员的意见。其次,“联系方法”前面加了“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而具体的联系人则只有吴义龙、祝正明、朱虞夫、毛庆祥、王荣清、刘连军和我的电话、传呼、通信地址及电子信箱。这两条,都说明我同样犯了“不经与他人协商便擅自以本省甚至全国筹备组织的名义发布各种消息、决定、声明、通知等”的错误。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我引用了一些虚假的数据。比如文中所称“中国民主党成员已遍布中国大陆除西藏以外的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约有成员上万人”,就与事实严重不符。但是,当时杭州朋友们比较相信这些数据,我也就相信了。几天后我到了杭州,朋友们看了很赞赏,经祝正明等朋友修改(其中那些虚假的数据略去不提)后,以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的名义发表在4月16日出版的第八期《在野党》杂志上。2001年元旦前后,我在青岛一家网吧上网时,无意中看到海外某网站曾经刊登过这份稿子。当然,好像是又有所改动。至于去年我在《博讯》上发表的第二稿,则是我回山东后闲来无事,为了尽可能保留文件的原貌,我按照记忆进行恢复的。

说实话,当时我去杭州的目的,打工是次要的。这一点,不仅朋友们之间明确讲了,并且估计警方也很清楚。不然,2月20日朋友们举行春节联欢会时为何单单抓了我一个人?还有,4月29日我和高天佑同时被扣,我被押回山东后到6月10日才获释。但是,我毕竟是以“打工”的名义留下来的,所以当时我坚持这样一点:“不管我做了什么事,一律不公开出现我的名字。”王荣清曾经几次提议把我的名字加进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常务工作组名单里面,我始终没有同意。其他一些方面亦然。比如,清明给于子三扫墓,警方一露面,朋友们立即安排我离开现场。再比如,全国接力绝食,不让我参加。

姜福祯等山东朋友曾经说过我“参与浙江民主党运作”,的确如此。那段时间,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的工作我的确是参加了一些。不仅《在野党》杂志的编辑工作有时候我参与,而且我还到外地去了一趟——这一点,下面会谈到。现在先谈谈其他一些事情。

在去杭州之前,我的想法是,作为中国民主党的创始人,王有才应该跟这些仍在坚持组党的朋友们关系是很融洽的。但是,到了杭州之后,我慢慢产生这样一种印象:在组党之前,王有才一直犹豫,是在吴义龙等人的推动下,才有中国民主党的组党活动的。而在1998年9月掀起第二波组党浪潮之后,王有才也不是很积极。过年之前我曾提出去看看王东海、胡江霞,但是没有人响应,所以我也就没去成。

朱虞夫在城南有一间小小的房子闲着。我第二次和第三次到杭州后,有时候住在那里。那个地方离高天佑住的地方,也就是大家准备用来做生意的那个小店,只有一站路。所以,那几天通常都是早上起来我找高天佑一起吃饭,然后白天该干什么就再干什么。这一天我俩没事,他问我愿不愿意去看看王东海。我说王东海的名字我早就听说了,当然想去看看他。但是在大家面前提过几次,没人响应。我自己去不成啊,得有人带着才成。高天佑说,那么我就带着你去看看王东海吧。于是,高天佑带着我去了一趟王东海家,我认识了王东海。王东海是杭州79民主墙运动的老战士,89民运期间曾经组织杭州的游行示威,并且勇敢地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后来他因此入狱,但是却因祸得福——他商店里的一名女员工爱上了他,并最终成为他的爱人,这就是他现在的夫人程云惠女士。虽然他们夫妇俩年龄差距较大,但是患难之际见真情,他们夫妇的感情是经得住考验的。王东海身材高高大大,脸也很大,不仅长相像个北方人,而且具有北方人的豪爽和忠厚性格。程云惠则不用说,仅仅通过王东海坐牢她反而爱上他这一点,就能猜出她的不寻常之处。事实上,她的性格也是非常豪爽。当然,第一次去他家里,我们没有说太多的话。

4月3日给于子三扫墓,警方出现后我离开现场,自己去了王东海家,见到了陈树庆。又过了一两天,祝正明带我去了一趟王东海家。那天高天佑也去了。王东海夫妇很高兴。大家一商量,就决定去看看胡江霞。于是,我们一起去了胡江霞家。

胡江霞身材高挑,一口非常流利的南方普通话。她先让我们在门口换上脱鞋,然后把我们让到客厅里。这个房子不是很大,但是客厅显得较大。大家坐下来,问了问胡江霞自己的情况,又问了问王有才的情况。大家来看她,胡江霞很高兴,显得心情比较愉快。她拿出王有才的来信给我们看。不愧是学物理的,王有才的信里使用了一些物理学的词汇和理论。其中有一个字是“阈”,我记得在化学教材上见过。胡江霞不认识这个字,当时认真地查了字典。胡江霞还拿出王有才老家的乡亲们的联名信,这封联名信是写给谁的我记不清了,但看到那一个又一个字迹拙笨的名字,我似乎看到了已经坐了牢的王有才给家乡的父老乡亲留下了一种什么样的形象。

但是,有一件事使我纳闷了许久,那就是王有才和胡江霞的合影照片上,王有才根本不像我在“六四”后的通缉令的照片上看到的王有才。我犹豫了几次,终于忍不住提出这个问题。胡江霞一听,笑着说,的确如此。原来,通缉令上的那张照片,根本不是王有才的。至于为什么被换成别人的,一种可能是当时太乱了,误把那张照片当成了王有才的照片。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当时负责找照片的人,故意把王有才的照片换成了别人的照片。而故意换成别人,有可能是出于对王有才的保护。至于到底如何,现在不清楚,只能等到将来了。我听胡江霞这么一说,颇有感触。如果真的是当时负责找照片的人故意换的,那么这里面一定又有一个动人的故事。只是,故事的主角始终没有登场。当然,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王有才和他的行动是多么地深得人心。

后来大家说起王培剑来,胡江霞想起来王有才的那辆自行车还扔在楼下专门放自行车的车库里,几个月没人骑了,时间长了恐怕会烂掉,不如让朋友们拿去骑吧。当时我正好需要一辆自行车,胡江霞就答应让我骑走。但是那是晚上,我没带地图,不认路,只好约好次日由我坐车来骑。

晚上我们几个人坐公交车回去了。次日我来到胡江霞楼下,给她打了个电话,她下楼把车从车库里推出来。当然,车胎肯定没有气了。胡江霞领着我去了小区的东门,在那儿有个修车的。在等修车的时候,我跟胡江霞提到王有才,不知不觉,我的话中沾染了其他朋友当时的某种态度。胡江霞转身往回走的时候,我好像看到了一种莫可名状的痛苦。

吴义龙曾经开玩笑说,这辆自行车“跟你们姓王的有缘”。胡江霞说,申请组党前后,王有才几乎每天都穿着拖鞋骑着这辆自行车出门去见朋友。王有才入狱后,王培剑骑着这辆自行车,直到他离开杭州。这辆自行车归我使用了接近一个月,直到月底我被警方拘捕。

2006年3月21日,山东莒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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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

我被拘留的前前后后

我是2月10日(腊月二十五)第二次到达杭州的。

我于1995年进入山东临沂制药厂,其时该厂已连续亏损四年,经常停产,拖欠工资。1997年8月我厂与三株集团合作成立临沂三株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我的工资仍为200多元。1998年9月我申请下岗后因经常被警方传唤一直没有找到工作。12月公司全面停产后我于1月16日到杭州待了近十天,同浙江朋友商量,可以来杭打工,就回临沂安排一下,同警方打招呼后来到杭州准备打工。由于是年关,找工作一时不行,就拖了下来。

2月20日(正月初五),浙江朋友要在复兴北苑居委会老年茶室举行春节联欢会,邀请我参加。我与朋友小郑于上午10点左右到达,到处是三三两两的人,但未见别的朋友。12点多,朋友们陆续赶来,这时才知道四周已布满便衣。13点左右,到了3、40个朋友,其中大多我是第一次见。联欢会开始,吴义龙首先说这是一次单纯的联欢,不涉及政治内容。于是大伙儿有的唱越剧、京剧、黄梅戏,有的唱歌曲,有的表演魔术。但我始终一言未发。联欢会进行了4、50分钟,便衣警察开始把祝正明、毛庆祥、吴义龙、王荣清等人一个个地叫出去谈了几分钟。后来一个穿警服的人过来问我是否是王金波,我说是,他就把我带到了几百米外的闸口派出所。

在派出所二楼一间办公室里,这个人要去我的身分证后对我进行了盘问,主要问我是怎么同浙江朋友认识的、什么时候来的杭州、目的是什么、这些天住在哪里、干了些什么、今天到会的人认识哪些,等等。我如实回答后看了遍笔录签字按手印,被带到楼下一间办公室。1、20分钟后,一个警察(后知其为副所长)对我宣布我被留置盘问24小时。于是我被带到隔壁的留置室。

留置室只我一人。我看报纸得知这两天杭州降温,最低温度为零度左右。我上身穿了一件衬衣、一件薄毛衣和一件春秋穿的外衣,下身穿了一条衬裤、一条薄毛裤和一条单裤,脚上穿的是单皮鞋,本来就怕冷的我只觉得寒气逼人,不得不在几平方米的铁笼子里转来转去地活动以取暖。

18点左右他们把我叫到隔壁的监控室(他们有闭路电视监控我的一举一动)吃他们剩下的饭,我顺便问副所长能否通知我的朋友给我送件衣服,他说不行,忍一忍锻炼锻炼,我说受不了,他扔下一句“不行”扬长而去。

吃完饭我被锁回留置室。屋里除一排5、60厘米宽、3、40厘米高、几厘米厚的水泥板外啥也没有。我坐了会儿觉得冷继续转圈。没戴表,也不知啥时候,累了,就蜷在水泥板上迷糊了会儿,不知何时突然被猛地冻醒,浑身发抖,又起来哆哆嗦嗦地转圈……冻醒、转圈、迷糊、再冻醒,就这样来回折腾了五六次,天亮了。

上班后没人理我。10点左右两个警察把我带到斜对门的值班室,我向他们提出,昨天在没有出具任何证件的情况下,他们究竟是以什么理由把我带来并留置盘问。副所长过来说不要乱闹了,命令我回留置室。我要求出具有关手续,他命令两个警察把我推回留置室。

中午他们吃完饭,副所长过来问我吃饭不。早上没人通知我吃饭,我就反问了一句:“你说呢?”他恶狠狠地说:“我问你吃饭不!”我说:“你说作为一个人,要不要吃饭?”他掉头就走,扔下一句话:“不吃拉倒。”

14点左右,一个警察把我带到二楼又盘问了一次。这次我提出了三个问题:一是今天上午我提的那个;二是他们根据什么法律不允许通知我的朋友送衣服;三是他们为何早上不给我饭吃,即使要我自己掏钱那为何不事先通知我。最后我说:“为了抗议你们非法拘禁我,我已开始绝食。”我要求把这些内容补充进笔录,他写了一两句,我看与我的陈述内容差距太大,拒绝签字按手印。然后他宣布,上城公安分局决定对我继续留置盘问24小时。

我又被锁回留置室。就这样,一直到22日下午。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绝食,40多个小时未进一粒饭,又冷又俄,迷迷糊糊的大脑里只转悠着出去之后如何饱餐一顿好好睡上一觉。而给我身体最大的伤害则是,此后不久我就发现肩、肘、膝等关节在阴冷时经常疼痛。

快16点时,我被带出留置室,一个4、50岁的人在走廊里对我说:“以后不准再来浙江,只要你来我们就把你赶出去。”我反问:“你凭什么法律规定不准我再来浙江?”他说:“我们不管那么多,只要你再来浙江就把你赶出去。”然后他要我等一下,说还有别人要见见我。

他上楼几分钟后带下来几个人,我一看是临沂市公安局政治保卫科警察侯献合、临沂市公安局兰山分局五里堡派出所副所长尹振竹和司机韩茂文,还有一个人我不认识,稍后即知其为浙江省公安厅警察李光明。四人把我带到公安厅招待所(庆华饭店)安排好房间,然后去西湖边的一个饭店。我吃了一个包子,喝了点水,别的什么也吃不下,原来在派出所里的奢想看来仅仅是奢想了。

他们带我逛了会儿太子湖公园和六合塔,回到招待所后侯献合又和我找到吴义龙和王荣清取走行李。听吴义龙讲,那天只抓了我一人。

当晚我们在公安厅招待所吃了一顿饭。吃饭的有八个人,除我和侯献合、尹振竹、韩茂文、李光明外,还有杭州市公安局警察缪舜,是侯献合在中国刑事警察学院的同学,一个姓朱的,跟尹振竹(山东沂南人)是一个村的,在浙江嘉兴一个军工厂当团级军代表,还有一个则是朱某的司机。这顿饭据说花了1,000多元钱,我算是开了眼界。

23日早上约5点我们就起床,到嘉兴时天还未亮。吃完早餐我们跟朱某分手,到苏州逛了逛虎丘公园、一个园林和一座大寺庙。午饭后到了南京,他们先是去了一个小规模的军队医院看了一个病人,然后跟我一起去了中山陵。这是我第二次到中山陵拜谒中山先生,不过没想到是以这种方式去的。然后继续往北赶,晚上在洪泽吃锅贴,22点多到达临沂市公安局兰山分局五里堡派出所。

当晚我在值班室跟几个联防队员一起看电视,困了我就躺在连椅上睡了会儿。24日上午,临沂市公安局政治保卫科副科长张锋、已经内退的前科长宋某、兰山分局政治保卫科女科长董某对我进行了盘问。期间董某问过我好几次现在想不想退出民主党和民运,我说不,我宁肯坐牢也不退出。25日晚22点,尹振竹在张锋、五里堡派出所所长王明启及两个值班警察的陪同下,向我宣布48小时留置盘问已结束,明天起对我治安拘留(行政拘留)15天。我看了下告知书,上面写的是(凭记忆):“散布谣言,故意煽动扰乱社会秩序”。我指出这全是捏造,是非法的。他们要我接受现实,我考虑了一下就签字愿意接受处罚,不陈述不申辩,但同时声明保留以后我对他们对我的迫害起诉的权利。

26日15点左右,尹振竹将《山东省临沂市公安局兰山分局治安管理处罚裁决书(第99257号)》交给我,我的正式罪名是:“扰乱社会秩序”。我在另两份已经记不起名称的文件上签了字,他们把我送进拘留所。

我在拘留所门口被搜身后被送进5拘室。这是个小拘室,已有两人,一个是前天到的小孟,未能收回单位2万元贷款,另一个是昨天到的诸葛守君,快50岁了,去年秋天曾开拖拉机肇事后逃跑,两人也均为15天。东边6拘室住着两个劳动号,西边4拘室是个女号。我是春节后第6个进来的。当晚又进来两个女号。

前两天平安无事。所里的规矩是,周一至周五每天三顿饭,周六日两顿。饭菜一天就值两、三块钱,这一天12元的伙食费中的大部分被拘留所“创收”了。每天只有吃饭时出来,警察催着我们吃完饭就马上又锁回拘室。

28日是星期天,两顿都是油条。现在人少,吃得还好一些,以后天天是黄色的馒头,早上吃咸菜,中午的汤菜掺了不少“政府”(被拘留人员对警察的称呼)们的剩菜──也就是说,我们还能天天见荤。这天下午是不到17点吃的,由于一天两顿饭,开饭前早饿了,吃得较多。约一个小时后,我无事可干,就用烧焦了的筷子在墙壁上写了下列内容(凭记忆):

“中国民主党

“公开理性非暴力合法

“1998年6月25日,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向浙江省民政厅申请注册。9月6日,中国民主党山东筹委会向山东省民政厅申请注册。11月8日,24省、市、自治区向国务院递交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注册公告。目标: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立以多党制为基础的政治多元化,实行直接民主选举,建立政治分权制衡机制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确保公民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捍卫人权和言论信仰自由,实行军队警察国家化,消除专制腐败,建立自由、民主、公正、廉洁、和谐与富裕的社会。

“中国民主党山东筹委会

“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联系电话:0571-6969095;BP:192-3697085

“联系人:吴义龙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景芳3区53栋4单元101房间

“邮编:310016”

写完后不一会儿,诸葛和小孟觉得口渴,从小窗子和门缝里看见了30岁左右的值班警察(后知其姓王,听他自己讲“6.4”时他所在的部队曾参加戒严和镇压)来回在女号门前和3个女号(均为20岁上下)讲话,诸葛就喊要水喝。王某很明显地听到了,但就是不搭理。这样持续了约4、50分钟,我对王某的态度很气愤,又对诸葛于心不忍,就拿起窗台上一个碗敲了两下窗子上的玻璃。敲了两下,王某和两个劳动号蹿了过来。王某命令劳动号开门,进来问是谁敲的。我以为吓唬两句就算了,所以没吭声。诸葛拿起碗说想要水喝,话没说完被王某一脚踢到墙边。我没想到他会打人,赶紧说是我敲的。王某冲我瞪着眼说你出来,我就穿上鞋,走到门口被他一把拽到院子里,说铐你一夜。我伸出双手说你铐吧,他命令劳动号去拿手铐。他说不准大声喧哗你知道不,我说到今天晚上为止没有任何人向我宣布过任何管理规定。我又说你明明听到我们要水喝却不给,你多行不义必自毙,并连说了两遍。

谁知这话把他惹火了,他猛然从两、三米外冲过来照我脸上就是一拳。我没想到他竟会打人,平时我从不打架、也不会打架,就条件反射地用手死死抓住他的衣服。他几下把我打得躺倒在地上,背向我的头骑在我身上又打了几下,我用力抓住他的上衣,左手无意中抓到他的BP机链子。他猛地用力一起身,我左手来不及松开,BP机被一挡啪地飞走了。他火冒三丈,在两个劳动号的帮助下用脚踢了我的胸部几下,把我的头连按带跪了几分钟后把我拉起来,也不管我的鞋子已掉,把我拉起到办公室走廊的水泥柱边,一开始他要把我背向环抱柱子铐起来,铐不上,就把我面向柱子铐上。我体质本来就弱,这一折腾一点劲也没了,就慢慢地活动着手臂瘫坐在地上。

几分钟后王某从五拘室出来大声喊着“他写了反革命标语,保护现场,报告分局”,跑过来打开我的手铐,在我未来得及起身的情况下把我拽到七、八米远的另一根柱子上铐起来。不一会儿所领导来了,跑到办公室里去。大约20分钟后,一位领导模样的人把我的手铐打开,带到一间办公室。

这人姓刘,是副所长。他问是怎么回事,我就如实讲了一遍。后来所长老傅和警察老姚也来了。他们说乱涂乱画大声喧哗是不对的你知道不,我说我进来两天了没有任何人向我宣布过任何管理规定,而且墙壁上别人已写了不少东西;但是我想口渴要水喝却不给恐怕不符合管理规定,动辄打人铐人恐怕也不符合管理规定。他们说乱涂乱画大声喧哗是不准的,在拘室里没事就闭门思过,还说和值班警察打架并把他的BP机摔坏了是妨碍公务。我说第一我无过可思,第二今晚我是正当防卫,BP机摔坏了也完全是无意的,这件事本来就是王某引起的。最后他们在大约22点把我送到六号大拘室,原来他们怕诸葛和小孟“破坏现场”已将他们转移到六号。同拘室的其他人看得清清楚楚,我的眼睛青肿、眼角流血,胸部和大腿各几块紫痕,五、六天后才痊愈。拘留所医生次日看见后并未给我采取任何治疗措施。

第二天,我们在院子里蹲成一排吃饭时,警察们照常围上来看着。一个姓张的警察在我身边走来走去,恶狠狠地说:“敢跟共产党对着干,搞多党制,你算老几,先把你吊上三天三夜再说!”我没理他,他停在我面前咬牙切齿地说:“还吃饭!踢你几脚!”我眼睛瞧也不瞧他:“你敢!”在刘副所长的制止下,他终于没敢打我,但以后对我一直很敌视。

第三天,即2日上午,诸葛被叫出去。几十分钟后他回来讲,一个女的问了他前天晚上的事,并作了笔录。我听他的描述,知其为分局政保科的闫某。其时小孟已被提前释放。一会儿我被叫出去,果然是闫某,还有分局政保科董科长和五里堡派出所警察庄胥荣。董科长显然是想把责任推到我身上,还要我陪BP机。我当然不吃她这一套。后来市局政保科侯献合也来了,问了一些情况。问完后董科长问侯献合怎么办,侯献合说看分局怎么处理吧。他们走后几天没过来。

6拘室的人员渐渐多起来,曾达到过17、8人。人多就热闹了,大家都讲故事,当然下流的占多数。还好,大伙儿没有逼我讲下流故事。但我极不习惯这种环境,所以很少说话,有时就给人讲民主党和民运的故事。自由民主的理念大家不易接受,对公开与非暴力两条原则,大都反对,尤其是对于公开活动,认为这样搞不可能成功。他们的思维方式还停留在共产党的老一套上。大家大都这么讲,我深深体会到了方励之先生在《重访卡普里》中描述的那种心情,并深深感受到了思想启蒙的重要性。拘室里当然对刚来的新号不客气,尤其是小偷之类。不过我们的“号长”(即“牢头”)似乎比较仁义,基本上没有挨打的。但有两个很凶的年轻人老是想“开庭”,说话不讲道理,做事很霸道,要不是“号长”拦着,他们早就揍人了。

警察中大多数还不错,没有再打人。有一个5、60岁的腿脚不方便的警察说话一直不客气,骂我们是社会渣滓,活着也没什么用。大家背地里学着他号令我们排队时的口吻骂他:“向右看齐!瘸子站直!”再一个就是那个老张,在11日下午给我们记档案时故意让我们在墙边蹲了一个多小时,我们的腿全都麻了,另一个警察老姚看不惯了才让我们站起来活动一下。这个老张还不懂装懂,硬说柴玲(柴玲的老家日照原属临沂,“6.4”后柴玲的名字在当地几乎家喻户晓)和我们“是一伙的”,柴玲“也是民主党的”──其无知与蛮横已到可笑的地步,我就懒得与他争辩了。

8日市局侯献合又来问我出去后打算怎么办,我说出去还去杭州打工。他说看看能不能帮我找份工作,我说也行。

11日上午五里堡派出所王昌生过来要我写具结悔过书。我不答应,他说把那天晚上的情况说说就行了。我一想也行,正好借机会讲一下实情,就把28日晚的情况写了一下,最后承认乱涂乱画大声喧哗不对,同时写明这是在没有任何人向我宣布过任何管理规定的情况下发生的,所以主要责任并不在我。

下午侯献合来对我讲找工作的事暂时不好弄,并说我父母已知我被拘留的消息,明天要来看看,所以明天上午让我等着,他来接我。

晚上尹振竹过来让我重写具结悔过,说打架的事就不必提了,那件事情已经过去,只讲乱涂乱画大声喧哗的事。我说必须把当时没有任何人向我宣布过任何管理规定的事实写上去,否则我就不写。他勉强同意,我就写了一份具结悔过,并加上在那以后我的确再未违反任何管理规定的内容。傅所长过来后我让他证明了那天以后我的确如此。尹振竹仍不满意,可又说不出什么。

第二天即12日上午11点半,侯献合来把我叫出去,我老家莒南县公安局政保科唐科长与我父亲一起来接我。父亲见到我很心疼,但我只是说没什么,也没把挨打的事说出去(到现在我也没告诉父母)。我们先到五里堡派出所取出我的行李,我理发洗澡,与他们及莒南县公安局政保科副科长张学云(女)及其妹妹一起去吃午饭,然后侯献合与我们分手,唐张两科长带着我与父亲回了莒南县公安局,此时已近14点。

在县局政保科,没有见到与父亲一起来的母亲,估计是没等到我们就已先回家。后来我听说父母是上午9点多来的,县局本来通知让我父母一起去临沂,估计可能是因张学云的妹妹一起“搭便车”去临沂,而把我母亲挤掉没去成,并害得母亲等了那么长时间。张学云让我等一下,说有个局长要见见我。大约一个小时后,一个姓王的副局长(后知其叫王春思)过来同我谈话,摆出架子教训我,我不理他这一套,说我随时准备坐牢,他就气哼哼地走了。

不久侯献合又来了,说有些事情还要和我谈谈。他先安排县局政保科朱茂泉(说来可笑,他是我初中的同班和同桌同学)陪我回家,于是我就回到5公里外的家──十字路镇东良店村。母亲见到我很心疼,我才知道,10日下午县局唐科长和朱茂泉来我家通知我父母说我“已被劳教三年”,父母才知我已出事,母亲当时都吓哭了;11日下午又通知我父母于12日和县局一起去临沂接我,而此前县局已去我村明里暗里调查过我家的情况好多次了。然后我们一起吃饭,大约21点朱茂泉说县局局长王兆典早就听说过我的名字想见见我,就用他带的手机打电话让侯献合唐科长来接我们。

他们把我带到县府招待所,说王局长出差还没回来,今晚就先住这儿。我说已和父母讲好要回去,侯献合说算了吧,明天我们一起去你家。当晚侯献合单独和我谈了会儿,他说中午他回局里后听说有人反映我在拘留所里“胡说八道造谣惑众”,所以他又过来要和我好好谈谈,休息两天后回临沂帮我找工作。他还说我在拘留所和警察打架的事就过去了,我说那不行,你们算完我还不算完,我保留以后起诉的权利。我要求给浙江朋友打电话,他不同意。次日上午9点左右我与侯献合朱茂泉又去我家,半路上遇见父亲,父亲说昨夜他与母亲一夜未睡门也没关,我对侯献合朱茂泉说这样的事情以后不能再发生。在我家里坐了一个多小时,中间我出去挑水侯献合也陪着我。他们又把我带回招待所,临走前让我拿了换洗的衣服,说给我找工作,几天就回来。

这几天下雨,我感冒了,就待在招待所里。又住了一夜,除唐张两科长过来一次外,原来朱茂泉说要见我的王兆典根本未露面。次日侯献合带我去东边的岚山港、石臼港转了一圈后在日照市府招待所住了一夜。在石臼港,我们下车看了会儿大海。当时正下着毛毛细雨,我迎风而立,看着汹涌澎湃的大浪前仆后继地拍向我的脚下,我想,民主浪潮终如这大浪一样,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

15日下午14点左右回到临沂五里堡派出所。侯献合出去一个多小时后又回来带我去离我厂很近的五里堡居委会办的水泥厂给我找工作。那里条件很差,工资只有300元左右,我当即表示不同意。回派出所侯献合让我填了份商调表,又陪我聊天看报纸,出去吃完晚饭于19点多把我送回厂里宿舍。

我终于获得自由了。从杭州被抓到现在一共23天我丧失了自由。当晚我打电话给祝正明,才知吴义龙已被送回安徽老家。17日上午侯献合找我说工作不好找,问我怎么办,我说那我就去杭州。25、26日他又找我两次随便聊了聊,27日我启程,28日早上到达杭州,又见到了浙江朋友。

据卢四清分析,这次我被拘留可能与两会有关。我想他的分析是对的。1997年8月28日我因给韩东方写信首次被临沂市国家安全局秘密搜查宿舍并传唤后,中共十五大期间他们天天去我厂找我,我正好回家了(当时全厂停产),十五大结束后我回厂里他们却又不找我了。去年2月17日我去北京出差刚一周就被公司总经理突然紧急召回并调往技术质监部,直到11月一位副总才告诉我系国家安全局所为。9月我参加组党,10月24日~11月6日,被五里堡派出所的警察白天带到所里,晚上陪我回我宿舍睡觉,几乎同时谢万军、刘连军也发生类似遭遇,据估计与北京人权会议有关。元旦前开始突然警察每周至少找我两次,后来据猜测可能一是与胡锦涛视察临沂有关,二是两会前夕又要加强对我的控制。看来一到某些敏感时刻警方就要对我采取一些措施。现在“6.4”十周年祭就要到了,他们将要怎么着我呢?我拭目以待。我将本着公开、理性、非暴力的原则,以甘地为榜样继续从事民运活动。如果有一天我死在狱中,那就要么是绝食至死的,要么是被打死的──十年前的“6.4”英魂正是这样想这样做的。

我愿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奉献毕生的精力。我将在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除非我死了。

1999年3月31日凌晨,浙江杭州西子湖畔

【作者注】整理时略有改动。

2005年8月3日,山东莒南

http://www.asiademo.org/gb/news/2005/12/20051221.htm#art05

中国民主党(CDP)简介

一、筹备及发展

1998年6月25日,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向浙江省民政厅申请注册,开始了筹组中国民主党的活动。9月6日以后,山东等省市向本地民政部门递交了中国民主党本地筹委会注册申请书。11月8日,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向国务院递交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注册公告。到1999年2月底为止,中国民主党成员已遍布中国大陆除西藏以外的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约有成员上万人;已成立浙江、山东、湖北、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北京、河南、四川、贵州、湖南、重庆13个省级筹委会以及湖南大学筹委会;北京天津地区、湖北、河北、河南、辽宁5个省级(以上)党部以及陕西省西安市、湖北省黄冈市2个地级党部;已成立中国民主党海外筹委会和海外党部。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暂设浙江省杭州市。

二、目标及宗旨

推进政治改革,建立以多党制为基础的多元化的宪政民主政治,实行直接民主选举,建立分权制衡的政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确保公民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捍卫人权和言论、信仰自由,实行军队、警察国家化,清除专制腐败,建立自由、民主、公正、廉洁、和谐与富裕的社会。

三、活动原则

公开、理性、非暴力、合法。

中国民主党坚决反对地下党的秘密活动方式,主张一切政治活动公开;对任何事情应冷静、理性、克制、秩序地处理;反对一切暴力恐怖活动;所有活动应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

四、组织机构

全国及省、市、县各级组织由委员会(暂为筹委会)、党部、监察委员会3个平行机构共同组成,3者之间互不隶属、互相分工和制约。县级以上组织的各机构分别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县级以下只在乡镇一级设立若干临时性质的联络工作机构。

五、组织原则

各级组织内部实行完全的定期民主选举制度。县级以上的组织为其下级组织派出的代表组成的联合体,下级组织享有完全的自主权,上、下级组织之间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相互之间地位平等,上级组织为其下级组织的意见协调人,不能对其下级组织发号施令。

六、成员的吸收

凡是认同并接受中国民主党的主张,愿意为中国民主党工作并接受其一定纪律约束的,均可成为中国民主党成员。在获得政府正式批准之前,中国民主党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各地的筹备组织,因此现在成为中国民主党各地筹备组织的成员不需办理任何手续,只需作出承诺即可。在正式获得政府批准之后,中国民主党将正式成立,各地筹备组织的成员再行办理入党的正式手续。

七、与其他政党的关系

中国民主党与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中国各政党是友好合作、互相竞争、互相监督的平等的伙伴党关系。中国民主党主张,在现代民主政治中,各政党应坚决摈弃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思维方式,代之以以合作代替斗争、以妥协代替对抗的新思维方式,各政党执政地位的取得,只能以民意为基础。

八、近期目标及对形势的预测

中国民主党争取在2年内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党的章程和纲领,选举产生全国及地方各级组织机构,以一个以实现并保障广大民众的合法权益为己任的现代民主政党的身份活跃于中国的政治生活中。

中国民主党认为,随着自身的变化,加上受国内国际环境的影响,中国社会内部的危机日益加剧,在未来两三年内将暴发金融经济危机,并在三五年内引发全面的社会政治危机。与此同时,执政当局也将认识到,没有政治改革的保障,经济改革将不能顺利进行。为此,中国将开放党禁、言禁,进一步修改宪法,使中国民主党及所有主张宪政民主的政党以完全合法与平等的地位公开积极地参与国家政治活动。中国民主党呼吁广大民众及各政治派别从维护民众长远利益的角度出发,以负责任的态度共同制定并实施反危机措施,尽可能消除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以最小的社会成本完成中国向宪政民主的过渡和转型。

九、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联系方法

电话:86/571-6969095(吴义龙),8097075(祝正明),6064283(朱虞夫),6066394(毛庆祥),1396504532(王荣清)

BP:86/571-192-3697085(吴义龙),127-2023491(祝正明),127-8021415(朱虞夫)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景芳3区53栋4单元101室

邮编:310016

E-mail:zhu-ang@usa.net,zhuzhengmin@usa.net,liulianjun@usa.net,wangjinbo@usa.net

中国民主党山东筹委会供稿

一九九九年三月二十四日

作者注:本文由我在临沂起草。后经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修改后作为宣传材料发表。

2005年7月31日,山东莒南

中国民主党(CDP)简介(2稿)

一、筹备及发展

1998年6月25日,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向浙江省民政厅申请注册,开始了筹组中国民主党的活动。9月6日以后,山东等地的民运人士向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民政厅(局)递交了中国民主党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筹委会注册申请书。11月8日,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53名民运人士向国务院递交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注册公告。到1999年3月底为止,中国民主党成员已遍布除西藏以外的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港台地区;已成立浙江、山东等十几个省级筹委会以及湖南大学筹委会;已成立北京、湖北等十几个省级、地市级党部;已成立海外筹委会、欧洲工作委员会以及北美、美东等党部。

二、目标及宗旨

推进政治改革和直接民主选举,根据政治分权制约的原则,建立以多党制为基础的多元化的宪政民主政治制度,军队、警察国家化实行,在确保公民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基础上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坚决反对专制腐败并捍卫人权和自由、平等、博爱等人类共同的基本价值,实现社会的自由、民主、公正、和谐与富裕。

三、活动原则

公开、理性、非暴力、合法。

中国民主党的一切重大政治活动(包括重大决策过程)均向公众开放,反对黑箱作业,倡导有序的社会变革,通过妥协与合作冷静、理性、克制地处理所有问题,反对急进冒险和盲目对抗;谴责一切暴力恐怖活动,尤其是以暴力和暴力威慑获取并维持政治权力;愿意在体现人类共同的基本价值的法律范围内进行活动并捍卫法律的尊严。

四、组织原则

中国民主党党内实行完全的定期民主选举制度,上级组织为其下级组织的代表组成的联合体并对其下级组织和党员负责。党的全国性组织是全体党员的服务机关。

五、组织机构

中国民主党的各级组织设立委员会(暂为筹委会)和党部(或干事会)。其中党部(或干事会)为委员会的常设机构,由主席(或干事长)主持工作。

六、成员的吸收

凡是认同并接受中国民主党的主张,愿意为中国民主党工作并接受其一定纪律约束的,均可成为中国民主党成员。在筹备工作结束以后,所有成员统一办理入党手续。

七、与其他政党的关系

中国民主党与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中国各政党是互相监督制约的平等的竞争伙伴关系。中国民主党主张:在现代民主政治中,各政党以妥协、合作的新思维方式,代替对抗、暴力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思维方式;各政党执政地位的取得,只能以民意——定期的、自由的、公正的、直接的民主选举为基础。

八、近期目标及对形势的预测

中国民主党争取在几年后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党的章程和纲领,选举产生全国委员会和中央党部,以实现并保障广大民众的合法权益为己任,实现中国的和平转型。

中国民主党认为:随着中国社会的自然发展,在经济增长、技术进步的总趋势下,潜伏在超稳定结构下的诸多矛盾在未来几年内将被激化,由此引发的各种危机将迫使执政当局认识到,没有政治改革的保障,经济改革将不能顺利进行。为此,中国将修改宪法,开放党禁、言禁,使中国民主党及所有主张宪政民主的政党以完全合法与平等的地位公开积极地参与国家政治活动。

中国民主党呼吁:各政治派别从维护民众长远利益的角度出发,以负责任的态度共同制定并实施转型期的各项具体措施,尽可能消除转型带来的负面影响,以最小的社会成本完成中国向宪政民主的过渡和转型。

一九九九年四月

《博讯》,2005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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