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在杭州的最后日子

十六、在杭州的最后日子

王金波

我第三次到杭州以后,吴义龙把家搬到了朱虞夫家附近的一个地方。但是没过几天,房东突然无条件提出退房。没办法,在离毛庆祥家较近的地方,租了两处房子。一处给吴义龙和小单住,大家尽量少去,我从未去过。另一处用我的身份证租了两间房子,同时毛庆祥给我办了暂住证。如果有外地朋友来,也可以住在这里。当时放了两张床。我把东西从城南那里拿回来,一部分放在这里,另一部分放在王东海家里。因为那个时候,我开始经常住在王东海家里。吴义龙家里原来的那些家具,大多放在了这里。

在这个以我的名义租的地方,我先后见到了严正学和姚振祥等朋友。那一天,严正学从北京回到浙江,在杭州跟朋友们见了见面。他高高的个子,不胖,留着一点胡子,头发挺长。严正学跟祝正明和我一起在这个房子里谈了很长时间。听他说起自己的儿子遭遇车祸而死的情景,我至今想起来都不寒而栗!

姚振祥和章华麟来杭州的一些情况,我以前曾有过介绍。

我在杭州期间住的地方大体上如此:第一次去杭州(1月15日至25日),住在吴义龙家。第二次去杭州(2月10日至20日),有时住在吴义龙家,有时住在王荣清家,后面两三天住在城南朱虞夫的房子里。第三次去杭州(3月28日至4月29日),前期有时住在城南,有时住在王荣清家,后期有时住在我租的房子,有时住在王东海家。当然,还曾偶尔在其他地方住过。

在4月中旬以后,我住在王东海家里的时间要多于住在其他地方的时间。这期间,我跟他们夫妇俩慢慢熟悉起来。甚至,我把我的大部分行李搬到了这里。

在用我的身份证租的房子里,除了我有时候住之外,高天佑、张玉祥都曾住过。张玉祥来杭州的情况,我以前曾有过介绍。

4月下旬,还有两件事情值得讲一下。一件是法轮功问题。那一天我在毛庆祥家里。毛庆祥经常在下午17点半用小收音机收听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这一天,他听完广播之后问我,法轮功是怎么回事。我以前对法轮功有所了解,就说这是一种气功健身运动,跟中功、香功类似。毛庆祥显然没弄明白一种气功健身运动为什么会政治化,因为外电说法轮功引起了中共高层的不满,似乎要进行镇压。

第二件,则是谢万军出逃俄罗斯。也是在毛庆祥家,他听收音机之后告诉我的。此时,我对谢万军的一些行为已经开始产生不同看法。对于他出逃一事,我没有给予过多的关注。

也是在这个时候,王荣清、吴义龙跟我的关系渐渐拉远。而我自己,下一步何去何从,已经迷茫。在王东海家里住,只是临时性的,他也不能给我帮忙找份工作。实际上,他夫妇俩都没有工作。此时毛庆祥曾建议我回山东后去济南打工,同时注意车宏年状告公安局非法劳教一案,如果能帮点忙那当然太好了。但是,我觉得毛庆祥的这个建议不太可行。至于北京查建国邀请我去北京,出于安全的考虑,我没有答应。王东海、傅国涌曾说过看看能否去北京或西安打工的话。我觉得这倒可以。但是,还没等我作出离开杭州的具体安排,我被抓了。

4月27日,我得知吴义龙在广州被抓。我马上给广州一位朋友打电话,询问吴义龙被抓的情况。他显然也不是很清楚。我告诉他,吴义龙的夫人单称峰打算去广州一趟。杭州的朋友,去找过几次警方,询问吴义龙的情况。

4月29日早上,我打电话给胡江霞,约好次日一早在汽车站见面,然后我们一起去衢州看王有才。当时我想,看完王有才回来,我就离开杭州。

午饭后我和高天佑躺下睡了一觉。后来我醒了,高天佑仍在睡,我去了厕所。不一会儿我从厕所出来,看到院子里满是人,还有一些穿警服的,都冲着我们那屋子。高天佑在里面看见了我,但是没吭声。我一看二话没说,就问怎么回事,这里是我租的房子。一个穿警服的一听这话,就说你拿身份证来看看。我拿出身份证,他接过去看了看,问有没有暂住证。我拿出暂住证来。他又看了看,问有没有外出务工证。我一听愣了,不知道什么叫外出务工证。他说跟我们到派出所去了解了解情况吧。于是,我和高天佑就被带到了派出所。

在派出所里,我和高天佑先是被分开问,然后一起被带到了留置室。两天后的5月1日,毛庆祥、朱虞夫去派出所找到我俩。朱虞夫在那里陪我们聊天。毛庆祥回家拿来夫人做的饭给我们吃。严正学又回到了杭州,也来看我们。下午,临沂警方接到我,去了我租的房子那里,毛庆祥在那里等着。我收拾好东西,毛庆祥把我送上车。然后我们去了王东海家,因为我的大部分行李在王东海家里。但是不巧,没人在家。我在外面等了几分钟,警方有些着急,说留个纸条,放下五块钱,让他把东西寄到你家里去吧。我想了想,算了吧,反正是在朋友家里,以后再说吧。就这样,不一会儿,我离开了杭州,此后至今再没有去过。

在这里,我把一些朋友的情况列在后面。这些朋友,我在浙江期间,曾经见过面或去过他的家里。在我离开杭州以后,他们大都有过或长或短的牢狱之灾。

王有才是我第一个有联系的浙江朋友和“六四”学生领袖,尽管至今我俩没见面。两年前他赴美保外就医后,我父亲到济南探监时告诉了我。不久,跟我同监为囚的牟传珩专程让别的犯人把我叫到监室外面,告诉了我这个喜讯。王有才到美国后不久,胡江霞也赴美跟他团聚。去年我出狱没几天,王有才打来电话向我问候,胡江霞也跟我聊了一会儿。今年年初,胡江霞去了麻省理工学院,跟王有才分别在两处地方读书。

祝正明是我第一个见面的浙江朋友。他是浙江江山人,1962年10月2日生于山东金乡,1978年考入浙江大学化学工程系,1982年至1988年在江苏仪征化纤公司工作,1988年至1998年在杭州蓝孔雀化纤公司工作。“六四”后潜心研究民主理论,1998年自费印制《民主政治》一书。中国民主党早期的筹备工作,他和王有才、吴义龙起了关键作用。第一份《中国民主党章程(草案)》,就是祝正明起草的。1998年底王有才入狱后,祝正明成为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的主要负责人。1999年夏天他曾短暂被捕,后来去北京参加一次会议时再次被捕,2000年4月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十年,目前在浙江省第一监狱服刑。我在杭州期间,祝正明对于组党基本保持低调。他的人际协调能力不错,跟我一直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关系。去年我出狱后一直没有打听到他家的联系方式。去年年底,浙江朋友为狱中民主党成员进行了一次募捐,我在募捐清单上看到了祝正明的母亲何素贞女士的联系方式,当晚就打电话过去。祝母显然很无奈,只能苦熬。

吴义龙是我接触最多的浙江朋友。他生于1967年5月1日,安徽枞阳人,1991年毕业于安徽大学中文系,分配至池州师专任教四年,1995年到杭州学习,次年考入杭州大学(1998年并入浙江大学)中文系攻读文艺学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在中国民主党的筹备过程中,吴义龙做了大量的联络工作。1998年底王有才入狱后,吴义龙担任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对外联络人,和祝正明等人一起主持了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的工作。1999年1月,吴义龙被浙江大学开除学籍。1999年11月他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1年、剥权三年,目前在浙江省第四监狱服刑。去年我出狱后,曾问过小单吴义龙家里的情况,小单不是很清楚。我之所以很想打听一下祝正明和吴义龙的情况,是因为他俩的家都不在杭州。祝正明离婚了,探监的亲人只能靠父母。吴义龙跟小单没有办结婚手续(1998年底小单不满23周岁),探监的亲人只能靠安徽枞阳农村老家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但是相比祝正明来说,吴义龙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少了一些宽容和妥协,容易跟别人产生矛盾(这一点跟我有些类似)。我入狱之前就曾听小单说过,吴义龙曾被长期单独监禁(禁闭)。不过好在去年魏京生基金会把第二届民主斗士奖授予了吴义龙,算是给了我莫大的宽慰。

毛庆祥1999年被判刑8年,目前在浙江省第一监狱服刑。他生于1950年,是入狱的浙江民主党成员中年龄最大的。去年我出狱后打电话给他家,他的儿子毛小明(我记得好像是这个名字。当然他记不得我了,1999年的时候他还小)说他母亲在他外婆家,然后告诉了我他母亲的小灵通号码。毛庆祥夫人胡晓玲的父母跟他们家对门。我打过去,胡晓玲一听是我,高兴坏了。她说她在网上看到我的消息了,知道我这几年受苦了。我问毛庆祥情况怎样,她说毛庆祥还可以,前一段时间监狱曾经要给他减刑,需要家属签字说明毛庆祥认罪了。“当然不能签,怎么能认罪呢?不减刑就不减刑吧。”听胡晓玲这么说,我真佩服他们夫妇俩的骨气。胡晓玲还说,毛庆祥虽然跟祝正明在同一座监狱,但平时难得一见。

朱虞夫1999年被判刑7年,在浙江省第六监狱服刑,预计半年后出狱。朱虞夫生于1953年2月13日,入狱前在房管局工作。我在杭州期间,他是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的秘书长。他的夫人姜杭莉是个江南美女,在一家医院工作,是浙江民主党主要成员的夫人中惟一一个有正式工作的。去年我出狱后,想打听一下朱虞夫的情况。因为家里的电话贵,外面的话吧便宜,所以我就利用去县城的机会给朱虞夫家里打过几次电话。但是,要么没人接,要么是朱利接的。直到过年时,我在家里把电话打过去,才和姜杭莉聊了一次。跟胡晓玲一样,她也很清楚地记得我。她说,根据判决书,朱虞夫在今年9月刑满。但是1999年时,朱虞夫是6月就被警方带走的,因此她很不理解为什么那两三个月的时间不能算进刑期。朱利是朱虞夫的女儿,当时上小学,很调皮。我听是她接了电话,就问她是否上中学了,她说上高中了。我这才想到,已经时隔6年了,当年的调皮小女孩应该是个婷婷玉立的大姑娘了。朱虞夫的儿子朱昂,1999年在父亲被捕十几天后参加高考,考上了浙江大学,现在应该早已工作好几年了。而在当时的情况下,他能考取浙江大学这所名校,除了他的确是成绩很好之外,恐怕还有一个原因:他们全家都提前做好了朱虞夫随时被捕的心理准备。其实,有哪位异议人士及其亲人不是这样呢?

王荣清1999年跟毛庆祥、朱虞夫等人在杭州同时被抓,不久获释。后来,他又数次被抓。最近的一次,是去年年底,他和王东海、王富华等人发起了为狱中民主党成员募捐的活动,募捐清单公布后他即被抓,不到一个月后获释。

戚惠民是79民主墙运动的老战士。我跟他大概只是匆匆见过两次面,简单地谈了几句,因此彼此之间并不是很了解。2001年初,戚惠民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判处一年劳教,在金华十里坪劳教所认识了范子良老先生,从此二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去年春天我母亲遭遇车祸,他和范子良老先生给我家捐了款。我出狱后给他打过几次电话,接电话的一个女士说我打错了。后来我听范子良老先生说,我没打错,戚惠民夫人不愿意让他继续卷入民运,所以如此。后来戚惠民给我打来电话,说应该给我接风,并欢迎我去杭州玩。我当然很高兴,但是,我暂时没有再去杭州的计划。

单称峰是萧山人,1976年生。她考入杭州的一所学校读书,参加了一些社团活动,认识了三联读书会的主要成员吴义龙,很快两人开始了恋爱。他们俩决定结婚,吴义龙开好了结婚证明,小单却因年龄不够23岁没开成,从而没有拿到结婚证。我记得好像小单说过她跟鉴湖女侠秋瑾有着稍远的亲戚关系,而她自己也颇以此为自豪。2001年初,因为呼吁释放吴义龙等人,她被以“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判处两年劳教。她被捕后,我曾打电话给她父亲,她父亲显然不希望她从事这些活动。去年我出狱后,得知她在杭州工作。

来金彪1964年生,基督徒,原是公交车司机。1998年参加组党,经常去西湖边上的湖滨公园演讲。他的口才的确很好,声音也很好听。1999年初,他曾被治安拘留过一次,出狱时受到浙江朋友的隆重迎接。我出狱后听说,他不仅一直坚持下来,而且还多次参与维权、民运活动,比如画水事件,他甚至因此而短期入狱。去年我出狱后给他家打过好几次电话,都是一个小女孩接的,说“爸爸不在家”。后来我跟来金彪用电子邮件联系,他才明白为什么好几次他回家后听女儿说“叔叔又来电话了”,但他搞不清是哪个“叔叔”。1999年时来金彪尚未结婚,他的女儿今年好像5岁,那么他可能是2000年前后结婚的吧。现在他每天白天都要外出工作,家里又没电脑,很辛苦。

谭凯,我在前面曾经谈过。去年11月他和戚惠民等人同时分别被政府部门叫走。戚惠民等人在杭州市上城区民政局里被告知:尚未形成组织的“绿色观察”是“非法组织”,但是“非法”在何处并未讲清楚。当天戚惠民等人回家,惟独谭凯没有回家。后来证实,谭凯被以“非法窃取国家秘密”的罪名逮捕,目前情况不明。

范子良老先生的情况,我曾在《老而弥坚——记范子良老先生》(又名《老而弥坚的范子良先生》)一文中作过介绍。他曾被劳教两年,吃了不少苦。这里我补充一下,那就是去年我出狱后,第一个把消息发到媒体上去的,就是范老先生。当时,他用了两个多小时才发出去。后来,我们经常保持联系。哈维尔说过:“我可以以我认为合适的方式行动。我深信每个人都应该这样,即担负起自己的责任。有人会反对说这没有用处。我的回答十分简单:有用。”有很多人能够倒背如流这句名言。但是,我常常想,到底有几个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呢?我认为,范老先生已经真诚地做到了。

聂敏之老先生,2001年10月7日16时10分在杭州逝世,享年70岁。

高天佑原名高长礼,安徽蚌埠某县人。他当时50多岁,原来长期住在长沙,后来在收音机里听到杭州朋友的联系方式,就来到杭州,跟朋友们取得联系,参加了组党活动。我在杭州期间,在浙江组党运动中比较活跃的外省朋友,大概就是高天佑和我了。4月29日我跟他一起被抓时,他刚从外地回到杭州两天,车票还没扔呢。我回山东后听说他被押回安徽后很快就放了,他又回了杭州。后来听说他曾去过北京、东北等地,也曾在蚌埠和温州生活过。还有人说他曾被劳教过两年。去年年底,来金彪告诉我高天佑在去泰国旅游时申请政治避难,后来失踪。

严正学是台州椒江人,在北京和台州都有家。他是个画家,曾经当过圆明园画家村村长。但是,我一点看不出他像很多艺术家那样狂妄,倒是非常谦逊,谦逊得让人不相信他的那些经历。我出狱后听唐元隽说严正学曾在纽约卖过一段时间的画,不久回国,并长期陷入某些政府官员对他的种种迫害之中。严正学的“行为艺术”借用了法律手段,在令人耳目一新的同时,不得不佩服其坚韧不拔的精神。他曾来信说:“我一直牵挂你的情况。你入囹圄的日子,关注你长期绝食,为你担忧,呼吁抗议当局的惨无人道的加害!当年在杭州我们最后的一面,是老毛带我去拘留所(应为派出所——王金波注)看你,谁知一别就6年。人生真快,中国民主、自由、法治和宪政,几乎仍在原地踏步,希望在于你们后生的再接再励!”其实作为一个比我父亲还大的长辈,他令我充满了敬意。

王东海后来跟我保持了较多的联系,以后我再讲。跟严正学一样,王东海也比我父亲大。他是一个忠厚长者,他和夫人对我的关照,使我永远难忘住在他家里的那段时光。

陈树庆前不久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但却被当局以种种借口剥夺了律师资格。但是,他仍在力所能及地给朋友们提供法律帮助,比如去年就曾帮王东海夫人程云惠打过官司。

李锡安,作为79民主墙运动的老战士,一直以温和的方式从事着民主运动。

高烨炬,在我出狱后没几天就打来电话问候。我能感觉到他对我发自内心的关怀。

傅国涌现在是一名蜚声海内外的青年学者。

叶文相是老资格的异议人士,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曾跟他有一面之缘,但没有仔细交谈。

我见过面的杭州朋友中,至今仍然在坚持的,还有余铁龙、萧利彬、池建伟、杨建民、尉国平、苏晖彬等等。

上海的晚成先生,前面已经讲过。

上海的姚振祥,前面讲过。去年他刚刚出狱。这是他第几次入狱和出狱了,我搞不清楚。反正他给我的印象是,每次出狱顶多一年又进去了。很多人声称不怕坐牢,但坐过一次牢后就不想坐第二次了。我就是这样。但是,我不知道姚振祥为何一次又一次坐牢,仿佛他不会“吸取教训”似的。我想,在中国目前的极权体制下,可能他把监狱生活当成了自己人生的主要部分——这是一种何等执着的精神!

上海的章华麟,1999年5月,曾经参加上海的“六四”十周年祭筹备活动,并因此被短暂拘捕。

江苏泗阳的张玉祥,现在南京工作。

天津的吕洪来,前面讲过。

北京的朱锐,后来我曾在北京见过一面。

此外,我在上海见到的李国涛,一直战斗在民主运动的第一线。前几天,刚刚传来他以“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被治安拘留七天的消息。

周建和,早已去了美国。

可能还有一些朋友,我一时想不起来了。

2006年3月23日,山东莒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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