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子良:致朋友们的一封信

范子良:致朋友们的一封信

朋友们:

我再次被抄家、传唤的消息,谅大家已从网上和电波中知道了。这次抄家是我退休回湖州后的第3次,也是总数的第4次(第1次是1991年10月31日,在上海;第2次是1999年5月18日;第3次是1999年10月23日)。11月22日这次不但抄家,意想不到的是,国保大队的队长陈生江,一个阴险毒辣的家伙,搜了我的身,抄走了我上衣里面那个口袋里的笔记本,并按图索骥抄走了所以的重要文摘和书信。这次抄家受牵连最大的要数山东牟传珩和王金波两位先生。在此特向因我缺乏警惕而受牵连的朋友表示深深的歉意!

用日记、书信网罗罪名、置人死地是毛泽东、四人帮时代惯用的手段。在人类文明已进入21世纪的今天,我们还能让张志新因日记而遭杀身之祸的残暴行径重演吗?!

以前几次抄家,均是冲着我个人的,而这次则殃及我家祖孙4代、4个家庭。尤其是我大女儿,一天内数次被叫到公安局问话,而他们在未出示任何手续的情况下(妻子、儿子、小女儿也都被叫去问话,无任何手续)

还要她签字画押。那个年轻警察唐兵兵(音)对我大女儿非常粗暴,见她坐着说话,竟喝令她站起来,好在我大女儿一句“你敢非礼我”让他悻悻而罢。我被关押的12个小时中,除3次审讯约5个小时外,其余时间仅是将我扔在留置室不理罢了,还未受到像她那样的粗暴对待。对我小女儿,他们则威胁说:“你父亲将会影响你们的前途,也会影响你们子女的前途,比如上学、工作等等。”小女儿反问:“你们这不是株连九族吗?”唐兵兵还无法无天地威胁我大女儿要开除她的工作。这次儿子表现不错,比女儿老练多了,晚上7点去公安局要人,直到陪我回家。总之全家人都经历了一场磨难,经受了一次白色恐怖的考验,我们全家进一步认清了共产党的狰狞面目和濒临死亡时的疯狂挣扎。

这次抄家传唤他们虚张声势,叫居委会的人也一起来,不料给了我一个意外的收获:菱湖镇这个不过几万居民的小地方,上了公安局黑名单的不只我一个人,我是公开活动的,其他人相对隐蔽。据他们内部透露出来的消息,菱湖粮油加工厂有2人,菱湖化学厂有,小商贩中有,附近小镇上有。当然最出名的是我。我虽然至今还不认识那些朋友,但我想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不断替我做广告,慢慢地朋友会越来越多的。22日抓我那天,就有人打抱不平:“听美国之音也抓,我愿意替他送饭。”

在这里还要感谢朋友们及时发布消息,使这些恶棍不敢为所欲为。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签订人权协议才走,英国议会因为中共人权记录过分恶劣而反对中国举办奥运会……因此他们才不敢肆意妄为。

下面一段是公安要我作出的“保证”(当然我未用“保证”2字):一、不与香港的卢四清先生联系。他们定性卢先生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为敌对组织。我不同意他们的定性,数说了卢先生的贡献。不过朋友们如与卢先生联系可要小心,呼191-1930604会被录音,他们曾追问我在10月份给卢先生未打通的电话,我怀疑191中国联通已受控于国安部;二是不准与中国民主党联系;三是不准录制和接受外来资料。我说可以,但不包括牟先生那样的独立撰稿人的文章。

此颂

平安!

范子良

2000年11月23日

附:我的感想

国际媒体的一则电讯稿说:“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玛丽。罗宾逊在北京与中国政府签订了人权协议,而协议墨迹未干,她刚离开中国 就发生了中国警察迫害崇尚人权的民主人士的事件。这显然是对联合国、对罗宾逊夫人此行的莫大讽刺。”电讯恕·“种种迹象表谩 中国政府不打算认真执行这个人权协摇 也不会执行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以肌?7、98年签署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人类社会已经进入21世纪。21世纪的世界潮流是什么?世界公认:全球化是世界潮流;信息化是世界潮流;民主化是世界潮流;尊重人权是世界潮流;市场经济是世界潮流……

有学者将中国自古以来的对外开放分为5个时期:第1个时期是15、16世纪的明皇朝;第2个时期是19世纪末晚清的洋务运动(亦称同光新政)和戊戌变法;第3个时期是孙中山的中华民国;第4个时期是1949年起的毛时代;第5个时期是邓、江时代。毛时代不是开放,而是闭关锁国,将历史大大倒退到明皇朝以前的专制独裁时代,经济全面崩溃,仅仅一个大跃进就饿死那些从事粮食生产的农民达三、四千万之众。邓江时代经济上开放,政治上仍旧维护专制统治,不肯实行民主,甚至还不如一百年前的戊戌变法(因笔记被抄走,5个时期或阶段还是4个,记不清了。本文引用的其他一些资料也有不确切之处。)。

与我国第1个时期的明皇朝同时的,正是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14至16世纪的文艺复兴使欧洲的科技、人文和社会科学迅速发展,最终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在中国,经济也曾顺着这个潮流发展,到清朝的康乾盛世,中国的国民总产值相当于当时整个欧洲的总和。如果我们中国能沿着这条路走到现在,那个共产幽灵恶魔没有降临神州大地,那么,今天中国人民的生活不说与美国比,起码也能达到现在欧洲国家的平均水平。

我这个推断与严家其先生研究的结果相一致,严先生在一本著作中说可与法国比。

可是,我们中华民族就有那么一种劣根性。经过抢权夺权,新皇帝坐上旧龙椅之后,必然要回归专制独裁的老路,统治者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只顾自己穷奢极欲,不顾老百姓的死活。今天,时间已进入21世纪,统治者仍抱着一党专制这具僵尸不肯放,只顾一党之私、一小集团之利,贪污大案从亿、十亿、百亿上升到千亿的天文数字,而生活在底层的工人下岗失业,农民挣扎在生存线上,连温饱都得不到保障。

现在摆在中国人面前的只有两条绝然相反的路:一条是走全球化、市场化的道路,融入国际大家庭,尊重人权,实行民主,经济定会飞速发展,人民生活必将超过邓小平提出的小康水平;另一条路是仍旧回到毛泽东那条封建专制独裁的死路,继续剥夺人民的各项公民权利,不尊重人权,不进行政治改革,不依法治国,老百姓继续过苦日子。

通过比较对照,我们对这个开放的世界的潮流在历史上的演变,一定有了明辨是非的能力了。顺应这股世界潮流,定会国强民富;违背这股世界潮流,其后果每个中国人都曾尝过。因此,你们才是真正的逆世界潮流而动的反动,这个反动与你们在抄家物资清单上所写的“反动资料”的“反动”截然相反,是你们把它弄颠倒了。这个大是大非不得含糊,不能搞反了,否则就会使历史倒退、民族遭殃。当然你们中的多数人还是分得清这个是非的,只不过是为了自己的饭碗,不得不做违心事、说违心话。但也有人贪心不足,想吃更好的饭,贪图更大的享受,不管别人死活,如此下去这些人会走到人民的对立面上去。

联想到最后一次审讯时,也许那位审讯官年轻气盛,他说:“我不但要管你,整个菱湖镇的人都要管。”他这番话说出了目前中国警察的真实情况,也很对,但与世界各国、特别是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国家的警察的关系绝然不同了。那些国家的警察是由纳税人养活的,因此要为纳税人服务,不能“管”纳税人,遇事被纳税人训斥,只得唯唯诺诺,不敢对抗。

中国的警察就不同了。据多数警察反反复复教训我时称,他们是由“党”

养活的,钱是“党”给的,因此要报效“党”国,“党”叫干啥就干啥,“党”叫咬谁就咬谁;至于老百姓,只能乖乖地被他们管了。不过有一点我一直弄不明白,“党”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党”是谁养活的?

这次抄家,据妻子事后告诉我,你们要她在一张已事先写好字的纸上签名,说你们在抄家过程中没有违法现象。这显然是掩耳盗铃。抄家是冲着我来的,对我采取这个行动是否合法,时间、历史会作出公正的判决。

将抄家任意扩大到4个家庭的4代人:小孙女的学习用品你们抄走了80多岁老太太的房间你们也闯进去折腾一番,吓得她精神失常;儿子用的白纸也一起抄走;妻子的香功录象带如果也在抄家的范围,那么菱湖镇上有半数人家都可抄,这是一;第二,由国家出版社出版、国营书店出售的书报杂志如果也得查抄,那得开几部大卡车到菱湖街上,那么多书店、文具纸张店、邮局的书报杂志发行点,一定满载而归,战果辉煌;第三,甚至连洗衣机内已浸泡肥皂水的待洗衣服,也要放干肥皂水翻个底朝天,恨不得掘地三尺挖出你们所称的“反动资料”,可惜我家的地板只要挖(要用风钻)半尺就能把1楼住户的天花板挖透,难道这也是“合法”?所以我请你们自己改正错误,不然我要向上申诉,并保留向外界揭露的权利。

记得六七十年代,中共大批苏共修正主义之际,我在上海报纸上看到这样一条新闻: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在深夜开了一辆拆除了牌照、截断尾灯和刹车灯电路的小汽车,偷了一只邮政信箱逃走。这显然是为了从中国老百姓的通信中窥探中国的社情民意。到了今天,中国的国家安全部也仿效它的苏联老大哥,将黑手伸进公共的邮政事业,将保障公民通信自由的宪法践踏得体无完肤,将为所有公民服务的邮政事业变成了一党控制全体公民的工具,从此国无宁日、民无宁日了。前面已谈到今天是全球信息时代了,通过互联网能得到一切想得到的信息,也能将各种信息送到想送的任意一个地方。电子杂志《大参考》像天女散花那样,要进入中共中央高层任何一台电脑都似探囊取物。据说今年全国互联网用户已达1,690万户,且每年都在成倍地增加,还有卫星通讯电视、电传电话、无线广播等,真是无孔不入,像我这样手工抄写可是原始落后得老掉牙了。你们花如此大的警力对付我,摆出一付招摇过市的架势,并不能说明你们的强大,却恰恰暴露出你们的怯懦、得不偿失、徒劳无功。当然你们也在努力对付先进的通讯工具,实行封锁干扰,如在互联网上筑“防火墙”,窃听电话,干扰国外电台……最拙劣的一招是去邮局偷信,这种卑鄙的做法,只能算是小人,如果拿到国际上曝曝光,除了抵赖,只是将一个堂堂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大国面子丢得精光。

尽管你们煞费苦心,还是收效甚微,普通中国老百姓仍能不断呼吸到外界的新鲜空气。据美国之音推测,有上亿中国人在收听外国广播。最近在自由亚洲电台《听众热线》和《老百姓的声音》节目中,有两位令全体中国人尊敬的听众,一位是上海的宋先生,另一位是浙江的赵先生。听赵先生的口音,有点像湖州官话。他们两位都身患绝症。医生已明确告诉宋先生,他活不了多久了。但宋先生并未绝望,他要充分利用死前极其宝贵的时光,把自己这一代和上几代经历的苦难告诉人们,让子孙后代(也包括他的同代人)早点醒悟:这苦难来自何处?因此他在《老百姓的声音》热线上发表《死前杂谈》,已从“之一”讲到“之五”。如果病魔不过早夺走他的生命,我想他会继续讲下去。别的听众每次只能讲5分钟,他可以讲15分钟,据说还为他制作了专题节目。他在《死前杂谈》中揭露、控诉了毛泽东、共产党的滔天罪行、暴行、丑行、恶行,真是字字血、声声泪!他的控诉,使人热血沸腾、义愤填膺。一个濒临死亡的病人如此忧国忧民,就如鲍彤先生的《忧思录》,其高尚的情操,令人肃然起敬。当然,我希望你们不要去镇压他们,因为他们是在履行神圣的言论自由权。

(范子良于2000年11月23日)

(作者简介:范子良,男,1938年3月13日生,浙江湖州人,原上海铁路局职工。多年来从事人权民主运动,数次参与人权签名活动。尤其是近年来,他手工录制、整理、复写自由亚洲电台、美国之音、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等海外媒体的广播稿,自费邮寄给外地朋友,为传播自由民主人权思想和启蒙民众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他欢迎其他朋友同他交流,地址:浙江省湖州市菱湖镇周家弄3幢西单元206室,邮编313018;女儿沈茜的地址:菱湖镇新墩生活小区44幢2单元603室,邮编313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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