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波:我和许良英先生的渊源及几次交往——暨悼许良英先生

我和许良英先生的渊源及几次交往——暨悼许良英先生

王金波

2013年1月28日15时半,我在网上看到一条消息:“@醒客张:接许良英先生家人报,今天下午十三时二十二分,许翁辞世。享年93岁。”我吃了一惊,立即打许先生家的座机,无人接听。给江棋生打电话,他没听说。给傅国涌打电话,噩耗得到证实。

我是在“六四”镇压后的官方批判文章中第一次见到许先生的名字的,后来在1990年代后期的外电中偶尔听到过他的消息。1998年参加筹组中国民主党后,我在临沂收到外地朋友寄来的资料,得知许先生虽不赞成组党,但在营救被捕组党人士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1999年我到杭州后,了解到许先生的更多情况。4月的一个晚上,在王东海家偶然碰到傅国涌。健谈的傅国涌跟我和高烨炬畅谈了一个通宵,其中包括他极为推崇的许先生。

当时在异议和民运界,有两位德高望重的浙江籍老人直接介入民运的一些事务。一个是祖籍义乌、居住在西安的林牧老先生,被很多民运人士尊称为林老。另一个是祖籍临海、比林老年长七岁、居住在北京的许先生。当我按林老的叫法称许先生为许老时,傅国涌给我纠正说,按照习惯,大家都叫他许先生,他不喜欢别人喊他许老。后来杨宽兴告诉我,许先生从不认为自己年龄大,所以不喜欢别人叫他许老。

这年4月,我在王东海家看到一篇许先生写的文章《“八九”十年感言》。文中关于民运人士心态、反思和学习的自我启蒙、责任伦理,以及公开、理性、非暴力等原则的观点,契合了我多年以来的思考。而许先生的这段话,在后来的十几年里一直让我深思:“有志于中国民主事业的知识分子,不仅要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献身精神,还应有冷静清醒的头脑和独立的批判精神。这种批判的矛头当然主要是应指向当政者的专制压迫、践踏人权和一切黑暗腐败现象;但对于民运阵营中所出现的各种不良倾向和恶劣行为,也应予以必要的批评,而不应纵容姑息。只有这种是非鲜明的不偏不倚的批判精神,才能保证民主力量的健康成长。”

我把这篇文章带给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常务工作组的朋友们看了,他们打算发表在《在野党》杂志,并委托我征求许先生的意见。我在王东海家给许先生打电话,许先生表示同意,并要求一个字也不能改。后来,《在野党》杂志在5月的第九期和7月的第十期作为特稿分两次刊发此文。

我还把这篇文章寄给了外地的一些朋友。

想不到的是,2001年我入狱后,许先生的名字和这篇文章作为“罪证”出现在了我的判决书中,从而使我和许先生的渊源被以法律的名义固化。这是我的自豪。我曾得意地告诉其他在押人员和犯人,这是中科院的一个科学家,是中国爱因斯坦研究的权威。

2000年11月,我去西安拜访林老,林老拿出许先生寄给他的一封信给我们几个年轻人看。信中谈的主要是法轮功问题。许先生认为当局镇压法轮功是错误的。他还提到主张镇压法轮功的何祚庥,好像是说何祚庥跟他是邻居,但两人老死不相往来,因为何祚庥为人很无耻。

2007年11月,我第一次拜访许先生。当时包遵信先生刚去世(2007年10月28日),而林牧(2006年10月15日)、何家栋(2006年10月16日)两位老先生也刚去世一年多。杨宽兴跟包、何均有交情,他从外地来北京参加包先生葬礼后感叹不已:“趁着这些国宝级的老人还健在,赶快去见一面,否则不知什么时候再也见不到了。”这话说得没错,我也有切身体会。我2005年出狱后,有个心愿打算三到五年内完成,那就是去西安拜访一次林老,以答谢我入狱期间他的帮助。我听别的朋友说林老饭量很大,身体不错,所以觉得迟几年没关系。但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林老竟在睡梦中突然离世,没有任何征兆。而2012年突然离世的王东海,则是又一个令我抱憾终生未能再见一面的长者,因为他才65岁。

最近几年国内又先后有朱厚泽(2010年5月9日)、谢韬(2010年8月25日)、李普(2010年11月8日)、胡绩伟(2012年9月16日)等老人离世。这些老人均曾在1949年前接受过非共产主义教育,他们的凋零,是中国民主化进程的重大损失。

1995年是“联合国宽容年”,许先生及其恩师王淦昌等45名国内知识分子发起《迎接联合国宽容年,呼吁实现国内宽容》的签名呼吁,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影响,各国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有1128人参加,其中有10位诺贝尔奖得主。国内签名的具体操作,主要是由几个年轻人拿着稿子骑自行车到各个老人家里完成的。这几个年轻人,就包括杨宽兴。所以,杨宽兴跟许先生是老相识。十多年以后,杨宽兴打算拜访那些老人,第一个想到的是许先生。

许先生家住中关村中科院的一个宿舍楼,挨着中关村大街。许先生家进门是餐厅,里面是许先生的工作室兼会客厅,有一张大桌子和书橱,右侧墙上挂着爱因斯坦画像,还有一个茶几和几个椅子。许先生请我俩坐在茶几边的椅子上,给我们倒上水,然后坐在爱因斯坦画像下。

许先生对不是很熟悉或不经常见面的人的面部识别的能力已经退化,见了杨宽兴没认出来,但清楚地记得杨宽兴的名字,所以很高兴。他问了杨宽兴的近况,并让我们说说最近的动态。他不会用电脑,跟外界接触也不多,消息很闭塞。听我们说今年“六四”前四川有个叫陈云飞的“八九”学生在《成都商报》刊登广告纪念“六四”母亲,他显得很高兴且很有兴趣,用笔记下来,说要找报纸看看。

杨宽兴高兴地说,许先生还是原来的样子,十多年了,简直一点都没变,而且身体看起来也不错。许先生用手比划着,带着天真的表情说:“我都八十八了,我觉得我还能活好多年呢。”

我告诉许先生,他的名字出现在了我的判决书中。他很纳闷,问怎么回事。我说,我给别人寄《“八九”十年感言》的事被作为“罪证”出现在了我的判决书中。许先生听了,像做了错事的小学生被老师批评了一样,面带愧色,显得很不好意思——那一刻的表情,让我觉得许先生很可爱。

我们还见到了王来棣老师。她也记得杨宽兴。跟许先生一样,王老师没有丝毫架子和虚假客套,流露出的是以知识的自信作底蕴的简练、礼貌和谦逊。

后来我又去过许先生家三次。一次是2008年5月,杨海时隔十年又来北京,我和王德邦陪他去拜访许先生。许先生很高兴,特意把王老师叫过来见了杨海。杨海是1995年《迎接联合国宽容年,呼吁实现国内宽容》的签名人之一,许先生和王老师对他格外亲热。

另一次是2009年2月12日,我跟李海和欧阳小戎去的。李海跟许先生早就认识,此前多次见面。许先生说,王老师患有鼻癌,年前在301医院住院。王老师跟我们打了声招呼,看起来跟以前没啥区别。我还把张小刚的问好转达给许先生。张小刚是许先生的小儿子许平的同学,此前曾委托我代他向许先生问好。

还有一次,应是2008年,具体时间已记不清,我和《国家历史》杂志记者古川一起去的。古川邀请许先生给《国家历史》写稿,许先生给了古川一篇关于民主的文章,但后来该文未能在《国家历史》发表。

这三次见到我,许先生都没认出来,但记得我的名字。每次去,他都让我们每个人写下名字。

许先生丝毫不掩饰对王丹、江棋生、傅国涌等晚辈的欣赏。他自豪地指着窗外说:“89年北大学生游行,我就每天看着王丹他们在我楼下走过去。”他称江棋生是个真正的硬骨头。他说傅国涌是个难得的才子。但显然,因消息闭塞,许先生对一些事务的判断难免有不周和偏颇之处。可这并不影响大家对他的尊敬。

他当时正和王老师一起重写世界民主史。他认为现在需要厘清人们对民主的误解。虽然他的一些观点有待商榷,但其精神令人叹服。

1940年代,许先生曾任浙江大学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人之一,跟乔石、吴学谦是上下级同事。1949年以后,他们也有联系。但1978年乔石升任中联部副部长后,许先生主动跟乔石中断来往。他不想跟大官打交道。而对饱受迫害的异议人士,他却乐于打交道,并尽力提供帮助。

高瑜说,许先生1987年之后,“支持方励之,谴责屠杀,介入人权事件,成为名副其实的异议人士。”“哈维尔担任总统之后,仍旧称自己是异议人士,在中国唯有许良英先生可以享有如此殊荣。”“六四大屠杀之后,中共当局对许良英做了不予以党员登记处理,这是这位科学家和人权活动家终生的光荣。”

许良英先生,将以一个名副其实的异议人士的身份,获得永生。

2013年1月30日,于许良英先生遗体告别之日
2013年2月4日订正于北京

电子版半月刊《八九一代通讯》(第19期)2013年2月15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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