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波:选择性失明何以成为笑柄?——由朱承志狱中受善待谈起

选择性失明何以成为笑柄?——由朱承志狱中受善待谈起

王金波

2012年6月6日,因“六四”两次入狱累计22年的湖南邵阳异议人士李旺阳被发现死于医院。李旺阳的妹妹、妹夫,以及李旺阳好友、当地维权人士朱承志看了现场后向外界表示,对官方作出的朱承志“自杀”结论表示怀疑。6月8日,朱承志被邵阳地方当局以“妨碍公务”处以行政拘留10天。当局希望朱承志对外改口称李旺阳确系自杀而亡,由于朱承志坚不改口,拘留期满后又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并于7月25日被正式逮捕。在朱承志被收押期间,当局一直在做朱的工作,允诺只要按照当局的意思写下李系自杀的“情况说明”、“保证书”,立即放人。当局甚至打破常规让朱的家人到看守所劝朱,但朱性格刚毅,宁肯坐牢也不妥协。他说:“(坐牢)我已经准备好了。” 12月25日,朱的妻子接到当局电话通知,被告知朱承志一案已被移送到检察院,进入审查起诉阶段。2013年1月4日,朱承志突然被变更强制措施,改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2月1日,朱承志被以“监视居住”名义释放回家。

2月14日,维权网发表题为《朱承志谈政治犯不必再对囚禁生活恐惧》的采访报道。报道称:“朱承志先生十分开朗健谈,说自己的身体很好。在被关押期间,朱承志先生没有受到任何虐待。他说狱警都小心翼翼地对待他,除了日常饮食,从来没有中断对他的牛奶和水果的供应。朱先生感叹地说:‘我十分了解以前的政治犯在狱中受到的残酷虐待。但是现在是网络时代,网友的热情关注、数量惊人的关于我的消息,使湖南当局十分惊慌,不得不善待我。’”

李旺阳“自杀”案,据说事涉中央政法委——有报道称,曾任邵阳市委书记的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周本顺“下令要邵阳立即解决李旺阳,不要再给中央添麻烦”,随后李旺阳立即“自杀”。这则报道的真实性姑且不论,对于中国现在的官场来说,曾经主政的地方出了事故,该事故恰恰又在升职之后分管的领域,确实很没面子,是官场大忌。因此,即使周本顺本人没有明确授意,深谙官场潜规则的邵阳地方当局积极出手“平息事态”,是完全符合官场逻辑的。也因此,地方当局对执意撕破当局脸皮的朱承志,肯定是痛恨不已。另一方面,朱承志近年来活跃于维权一线,本来就是令地方当局头疼不已的维稳对象,借机报复朱承志,是地方当局求之不得的机会。

有很多报道指出,包括政治犯在内,看守所里的在押人员受到警察和其他在押人员的种种虐待。比如异议人士陶君在深圳福田看守所因劳动强度过大,早上起床爬不起来;他的狱友每天都有人被牢头狱霸和警察用包着塑料的铁条或铁鞭子抽打。我在莒南县看守所9个月期间,亲自看到在押人员被警察用橡皮棍殴打。而我本人,曾分别遭到警察和武警的两次殴打,其中第二次是2001年7月11日在我的绝食进入第45天时被4名武警一起殴打的。

因此,朱承志这样一个既得罪了地方当局,又让高层恼火的维稳对象,在被抓进看守所以后受到“虐待”,似乎符合“常理”。但是,朱承志获释后却告诉人们,他在看守所不仅没有受到任何虐待,反而受到“善待”。

此前的2月11日,德国之声记者苏雨桐在推特上说,当天获释的四川网友程爱华“说在看守所没受苦”。

那么,朱承志和程爱华是否已在封闭状态下被洗脑并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呢?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大。程爱华出狱后仍是“斗志昂扬”,立即如前一样活跃于维权活动,看不出洗脑成功的痕迹。朱承志则很快主动同外界朋友联系,且携妻远赴广州会见朋友,也看不出被洗脑成功。说他俩有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没有道理。

而我根据自己的经历,认为政治犯在看守所和监狱在这个问题上一直被差别对待:某些方面优待和宽松,某些方面虐待和严厉。比如,我在看守所和监狱四年,没有一个警察给我正式下过命令,让我必须完成某个具体数量的生产任务。实际上,我在看守所,根本就没人让我干活,顶多是让我闲着没事的时候活动活动。而在监狱,我虽曾有具体岗位,但仍是没有具体的活,顶多是我在高兴的时候帮别的犯人干点活。从这个角度讲,我是被“优待”或者说“善待”,跟朱承志的说法是相符的。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在2009年12月23日的《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中说:“在我失去自由的一年多时间里,先后经历了两个关押地点、四位预审警官、三位检察官、二位法官,他们的办案,没有不尊重,没有超时,没有逼供。他们的态度平和、理性,且时时流露出善意。”“在北看的半年时间里,我看到了监管上的进步。……现在的北看,在硬件设施和软件管理上都有了极大的改善。特别是北看首创的人性化管理,在尊重在押人员的权利和人格的基础上,将柔性化的管理落实到管教们的一言一行中,体现在‘温馨广播’、‘悔悟’杂志、饭前音乐、起床睡觉的音乐中,这种管理,让在押人员感到了尊严与温暖,激发了他们维持监室秩序和反对牢头狱霸的自觉性,不但为在押人员提供了人性化的生活环境,也极大地改善了在押人员的诉讼环境和心态,我与主管我所在监室的刘峥管教有着近距离的接触,他对在押人员的尊重和关心,体现在管理的每个细节中,渗透到他的一言一行中,让人感到温暖。结识这位真诚、正直、负责、善心的刘管教,也可以算作我在北看的幸运吧。”

刘晓波不仅没说他受到虐待,反而对办案人员、监管人员及看守所硬件设施和软件管理进行了肯定。这些观点引起争议。一些批评的观点认为,“中共无比残暴,刘晓波说的是一派谎言,是向全世界撒谎,以这些谎言美化中共,欺骗全世界”,刘晓波“肯定和美化中共人权纪录”,“不惜大篇幅地宣讲中共监狱的柔性音乐和人性化管理,无视中国人权纪录恶化的现实”,“不惜笔墨点名表扬中共司法人员和管教”。

刘晓波的知名度比朱承志高出很多,舆论对刘晓波的关注远远多于朱承志。若朱承志所说属实,则北京当局善待刘晓波,又为什么不可能呢?那些批评刘晓波“美化中共”,是否也认为朱承志是在“美化中共”呢?若他们不同样批评朱承志,则是选择性失明,他们对刘晓波的批评完全站不住脚。

选择性失明是指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而故意对一些信息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持选择性失明态度的人的说理往往是带有偏见的、片面的。选择性失明是说服别人的大忌,也往往是歪曲事实指鹿为马者惯用的伎俩。因此,那些批评刘晓波“美化中共”的人们,成为遭世人鄙弃的笑柄,是必然的结果。

实际上,那些批评刘晓波“美化中共”的人们,对刘晓波更为不满的是刘晓波所称的“我没有敌人”的观点。现在我们做不到请刘晓波详细论述“我没有敌人”的具体含义,每个人都只能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解读。而代表着人类主流价值的诺贝尔和平奖这个全球最高奖项,则在刘晓波的颁奖典礼上专门安排宣读《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的议程,足以说明刘晓波的这个观点得到人类主流价值的充分肯定。

2013年2月14日于北京

《零八宪章》月刊第64期2013.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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