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波:任自元·陈卫·刘霞——兼记茉莉花事件两周年

任自元•陈卫•刘霞——兼记茉莉花事件两周年

王金波

任自元的父亲任汝生老先生昨天(20日)安葬了。老先生的突然离世让我很难受。7年多来,我好像只给他打过三四个电话。第一次是2005年底,我给老先生打电话拜年,任自元还关在看守所,案子没有进展,老先生只是无奈。第二次是2008年春,老先生说记得我给他打过电话——我父亲跟任老先生一样,我坐牢四年期间,父亲记下了每一个给我家打电话对我表示关注和提供帮助的人。任老先生收到盛雪、孙立勇等人的善款,很是激动,连声说以自己的儿子为自豪。这年我是否还打过一个电话,已记不清。最后一次是2010年7月12日,老先生仍清楚地记得我的名字。当时老先生已有4个月未能见到任自元,任自元的朋友万里获悉后有些着急,让我进一步了解情况。

90年代的山东六四政治犯关押的监狱虽相对集中,但都不是山东省监狱(原名山东省第一监狱)。记不清听谁说,我于2002年2月到该监狱服刑,是新世纪以来关押的第一个政治犯(异议人士),且从此开始全省新判的政治犯(以危害国家安全罪名判刑)集中于此服刑。2003年牟传珩被送到这里服刑一年多。后来任自元和薛明凯也被送到这里。但1998年被判刑的陈增祥,开始曾在离青岛很近的莱西北墅监狱,在我去山东省监狱之前转至微山监狱,直至刑满。2006年判决生效的李建平则因余刑不满一年留在看守所服完余刑。以其他罪名受迫害的政治犯、良心犯,如陈光诚、齐崇怀,则就近在其他监狱服刑。

我在山东省监狱受到狱方指使的有黑社会背景的犯人的多次殴打。我在入狱前已同民运界建立稳固的联系,因此有足够的信心和底气反抗迫害。任自元入狱前跟民运界几乎没有联系,我不知他如何坚持反抗。我唯一能确认的是:任自元受的苦比我多多了。

任自元的照片我见过,很斯文的一种感觉。他竟在司法部派人视察时揭山东省监狱的短,不仅在一监区起家的监狱长齐晓光知道了肯定不高兴,就是原来在山东长期分管政法的司法部长吴爱英知道了也肯定不高兴。这样一来,任自元五年仅被允许见家人一次,就不奇怪了。要知道,山东省监狱可是全国几大“文明”监狱之一,说山东省监狱侵犯人权,是给司法部脸上抹黑,不整你整谁?

任自元毕竟年龄还小,今年刚34岁。他的父亲,据说享年64岁。按说64岁的年龄不算大,低于中国人当前的平均寿命10岁。所以听到老先生去世的消息,我到现在也没完全适应过来,总觉得老先生还健在,痴痴等着儿子回家。老先生的重病,肯定跟唯一的儿子受苦有关:因儿子入狱受苦,心情大受压抑,导致疾病加重……

有些多年来一直关注任自元的朋友,这次当然没落下。首先是万里、陈青山两位从任自元入狱前就了解任自元的老朋友,始终没停止对任自元和任老先生的多角度关心。多次给任老先生提供救助的孙立勇,忍不住对山东省监狱的狱警怒骂。小乔积极转发相关消息。盛雪仍记得几年前任老先生的话。一平在他担任编辑的《中国人权双周刊》上积极而及时地刊发相关文章。洪哲胜在《民主论坛》上积极转载相关文章。还有一些最近开始关注任自元的人们,也及时伸出援助之手……

任老先生抱着对儿子的期望和遗憾,走了。毕竟,他没见到亲爱的儿子出狱,没见到儿子的冤狱昭雪……

将来,我要到任老先生墓前,给老人家鞠上一躬。

今天(21日)是陈卫被刑事拘留两周年。2011年2月20日,陈卫失去自由,次日被刑事拘留,这天恰好是他的生日。陈卫刑期昨天刚好两年,再过七年差一天才能刑满。我感叹这位重出江湖未几即再陷囹圄的老哥们的奉献,随手给他的妻子王晓燕发了个短信:“陈卫生日快乐!”没有署名,所以王晓燕不知我是谁。不到一分钟王晓燕即回复:“谢谢!”下午得知,王晓燕今天去探视陈卫了。我想,王晓燕应是在去监狱的路上接到我的短信,那个短信应给她苦闷的探监路上增添了一点温暖。

陈卫1997年第二次出狱后,本来安生了几年,后来忍不住重新出山,充当了西南民间运动、尤其是四川民运的先锋官,几个回合下来,再次沙场折戟,一下子栽进去九年,若等到刑满,已年过半百。

遂宁三杰,我原来印象中陈卫最大,今天一查,才知他最小。不过最大的欧阳懿比最小的陈卫大不到8个月,毕竟都是同学。欧阳懿的生日6月28日,竟是刘贤斌这次失去自由的日子。不知为何,网上很多资料称刘贤斌的生日是8月25日,而实际却是10月2日。

本来这次刘贤斌“回家探亲”19个月后再次返回墙内,海内外的人们为他做了破纪录的营救。比如,十几个省的民间人士成立“我是刘贤斌”关注团,并在国内组织了长达半年的声援刘贤斌接力绝食活动。而在这些营救活动中,有一个角色是别人无法替代的,那就是陈卫。欧阳懿在遥远的建筑工地上奔波谋生,只有陈卫肩负起了跟刘贤斌家人和国家镇压机器等几个方面沟通的重任。但随之而来的花事,陈卫因此前的活跃,被报复性地抓捕,并成为在茉莉花事件中被抓并被正式判刑的几个人之一。而刘贤斌,则在茉莉花事件中,被政法势力抓住机会,趁民间力量遭残酷打压并吸引国际社会眼球之际,匆匆判了10年重刑。几个月后,陈卫经“圣诞开庭”被判9年重刑。

也许,陈卫在重新出山的那天起,就注定有这么一种结果。

导致陈卫入狱的两年前的那场腥风血雨,是 “六四”22年来,在政法当局最恐惧的情况下,制造的人权灾难的范围之广、程度之深,遭遇肉体和精神创伤的人数之多,仅次于上世纪末开始的那场针对民间信仰的大镇压。这个事件的意义远未结束,而且今年在网上引起了一场纪念活动。

我多次用“末日疯狂”这组词汇来描述茉莉花事件中政法当局的作为。如果不是最高政法当局感到末日即将来临,他们不会用如此疯狂的手段对付手无寸铁的民间力量。至少有几百人被失踪、绑架、刑拘、酷刑。还有更多的人被传唤、软禁、警告、威胁。虽已事过两年,真相的发掘仍只是冰山一角。一些人至今下落不明,如黑龙江的梁海怡(网名“渺小”)和四川的魏水山。一些人说出部分真相。一些人继续保持缄默。

花事使中国政法势力大肆扩权达到巅峰。政法势力动用的人力和经费之多,令人乍舌。当时政法势力完全抛弃了法律的外衣,赤裸裸地直接使用各种此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非法手段。

花事导致的镇压的重灾区是北京、广东和四川。北京是首都,也是民间力量最活跃的城市。广东则是传说中的“茉莉花革命”的发源地。四川,在被最高政法当局训斥之后,借机狠狠报复了刘贤斌、陈卫。

但是,毕竟政法势力已到顶峰。随着一年后王立军事件引发的一系列事件的曝光,尾大不掉的政法势力终于被降格。这肯定是因已引起体制的警惕——政法势力已对当局的最高利益构成威胁。

11年前的今天(21日),我被从莒南县看守所押解到山东省监狱。那天早上,天还没完全亮,我被从“地锚”上解开,带到管教室,莒南县看守所教导员陈德明宣布我被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然后我被押上囚车。囚车开出看守所,驶向西北方向。我们村在县城西北郊,离看守所三四公里,一条东西大道横穿村里,是从县城去西北方向的必经之路。

熟悉又陌生的村子,朦朦胧胧进入我的视野。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出一个比这个生我养我近30年的小村子更让我熟悉的地方,虽然我不满11周岁就离开这里外出上学、工作。然而我毕竟已关在看守所9个月。这天是正月初十,大路北侧低矮的旧房子和南侧高大的新房子没什么变化,大街上没见到几个人影,辛苦了一年的人们还在酣睡。

囚车自东向西驶去,我看到了离我家只有几百米的路边那眼水已不能供人饮用的井,和井边那条通向我家的小小的街道。我家离马路直线距离不到两百米。但这两百米,我用了3年3个月零2天才走完,平均时速7毫米。

我看了最后一眼熟悉的村庄,默默随囚车远去。这一幕,永远定格在了我的脑海中。

我没在花事中被“失踪”和遭遇肉体创伤。但我遭遇的精神创伤,至今还在。而我之所以受花事株连,跟我刚刚因刘晓波获诺奖而被“敏感”有关。

2006年4月我来北京后,北京警方接近两年没跟我直接打交道。2008年3月和5月我被警方找了两次后,512大地震那天我搬离了海淀,此后接近两年半没受北京警方直接骚扰(间接骚扰有过一两次),包括2010年7月我们陪刘霞去锦州给刘晓波探监期间被锦州警方扣留,都没惊动北京警方直接找我。但刘晓波获诺奖,我不仅被找了,而且上来就是被上岗,自此再次被“敏感”。62天后终于解除,可突如其来的花事我又不幸中枪。不过我对那种主动送死的革命方式不感兴趣,所以虽有一个曾被家人送进精神病院的网络流氓陷害我,但警方最终认定我与花事无关。可再无关,为了报复我在刘晓波获诺奖时给他们“惹的麻烦”,身处巅峰的政法势力正愁找不到借口,所以趁机扬一下淫威,给我造成了不可弥补的精神创伤。要不然,我干嘛修订遗嘱,交给几个朋友保管?

不过,我受刘晓波获诺奖株连再多,又哪里比得上刘霞?世界上又有哪个人受刘晓波获诺奖株连要比刘霞更甚?

刘晓波获诺奖前,刘霞完全没做好获奖的准备。换句话说,刘霞根本没想到刘晓波会获诺奖。因此,即使跟刘晓波结婚已十几年,刘霞对诺奖冲击仍没做好应对措施,甚至根本就没想过什么应对措施。

在颁奖典礼后,其他人纷纷恢复人身自由或回到以前的状态,而刘霞却仅仅是噩梦的开始。随后而来的花事,让政法势力得到报复民间力量的机会,人们,不管是刘霞的朋友们,还是国际社会,再也顾不上刘霞。于是,刘霞用自己柔弱的双肩承受了我们谁都无法体会的压力。

花事一年后,人们才缓过劲来再次关注刘霞,并在多方努力下争取到跟刘霞直接接触的机会。刘霞的现状让人们大吃一惊。痛哭和恐惧的特写,深深映入人们的脑海。

探访活动在诺奖颁奖典礼两周年和刘晓波生日前后达到顶峰。刘晓波刘霞的朋友们和不相识的人们,勇敢地冲破刘霞家楼下的封锁,见到了刘霞。而官方的反应,倒也耐人寻味——不仅没有深究探访者,反而明显给自己找台阶下。警方无奈地表示,他们只是奉命行事,是否违法他们心知肚明。

承认自己作恶,比板起脸来装傻装逼,强多了。这样的话,他们就有可能在奉命开枪时,枪口抬高一公分。

东德士兵英格•亨里奇之所以被判有罪,就是因为他执行的命令和东德法律“违反了一切正直人的正当良知与正义感”。法官说:“东德的法律要你杀人,可是你明明知道这些唾弃暴政而逃亡的人是无辜的,明知他无辜而杀他,就是有罪。这个世界在法律之外,还有‘良知’这个东西。当法律和良知冲突的时候,良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不是法律。尊重生命,是一个放诸四海皆准的原则;你应该早在决定做围墙卫兵之前就知道,即使东德国法也不能抵触那最高的良知原则。”这“最高的良知”(或正义)就是法理学上“超越实在法的法”,而违反正义的立法就是“实在法的非法”。依这种“法”去执法,也是犯罪。

看来,那些奉命非法拘禁刘霞的警察们,还没傻到亨里奇的程度。这些警察不是最底层的具体执行者。但最底层的具体执行者,如亨里奇,如东师古的军大衣,如刘霞家楼下的河南籍保安,就很可能不明白。

不过,那些故意强化并利用底层执行者们的无知对他人实施犯罪的人,也是犯罪。将来,那些人都会得到审判,不管那时候他们是死了还是活着。

因为,中国的现状,需要改变,也一定能改变。

同样,刘霞的现状,需要改变,也一定能改变。

2013年2月21日初稿,2月24日修改于北京

《零八宪章》月刊2013年3月1日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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