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波:政府应对能力在常态和非常态的区别

政府应对能力在常态和非常态的区别

王金波

一、安替和刘荻的不同观点

刘荻的文章《绝望总是有理》写得不错,对乐观和希望、悲观和绝望分析得很到位,指出当前一些民间人士的悲观绝望其实是“拒绝行动的理由,从而能够让人避免麻烦和危险”。

文中一大部分涉及安替的文章《革命的推特、维稳的微博》,该文就推特和微博等社交媒体同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安替的结论是:“2011年阿拉伯之春,社交媒体如推特(Twitter)和脸书(Facebook)在推翻突尼斯、埃及独裁政权上起到了重要作用,如果不是决定作用的话。”“只要中国政权不发生质变,微博不被新技术取代,它就一直在帮助中国政府把信息控制权集中到中央,对中国民主化的作用不但复杂,而且很可能会是负面。”

安替认为,“控制了3亿微博用户的服务器,就是控制了中国所有微博用户的所有信息和关系。”而且“用网络分析、数据挖掘、地理标记这些计算机技术,中国中央政府不但能根据彼此互动情况准确画出全国异议人士的关系网,而且能通过关键字监控和语义分析,提前预测可能会发生的公民行动,乃至用户的意识形态倾向,通知各地公安机构,及早进行网格化布控,把对政权的威胁消灭在摇篮里。”

刘荻对此表示不同意:“笔者认为上述论断未免太高估了当局的能力。根据笔者的经验,政府中的官僚们理解和运用网络的能力远远落后于民间,即使一项工作从技术上是可能的,也不等于他们就有能力来实施。这就好比拥有一张图书馆的借书证不等于有能力阅读馆中所有藏书一样。”

刘荻对安替的观点进行了矫正,很有价值,但未免矫枉过正。把视野不局限于推特和微博,甚至不局限于网络,并且扩大到所有的监控手段、应对能力来看,安替的观点主要适用于非常态,而刘荻的观点只适用于常态。

二、常态和非常态的大致区分

常态是指平时的例行状态。第一种适用于被监控对象中的绝大多数。比如用电话和网络约人见面,只要不是特别敏感,警方不会立即阻止,原因之一是警方没有即时掌控信息并立即做出反应。而有些完全通过非国产网络工具沟通的信息,警方有可能事后也查不出结果。比如我曾听说,有人利用某网络工具约了某事,事后发现警方使用各种手段也没查出双方的沟通过程。

第二种以刘晓波入狱前的状态为代表。有人用开玩笑的口吻说,刘晓波在电脑前的一举一动都在警方办公室直播,包括显示器上的所有内容。这话可能有些夸张,但刘晓波家的网络被完全监控是毫无疑问的。这种监控的力度远远超出对多数人的监控,而对刘晓波等特定的个别人来说却是常态。

第三种是特定时间段,对类似刘晓波这种“重点监控人物”的例行扩大范围。比如“六四”、两会、党代会、“十一”等例行特定时间段,会例行扩大监控对象数量和监控力度,但在所有受监控群体中仍是少数。

非常态,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因某个特定事件临时对特定人物的加强监控。在技术上,警方做到这点并不困难。比如3月8日晚上,刚刚探访刘霞的香港居民杨匡在北京丰台区郑常庄西府颐园小区被警方布控抓捕,其中警方只要即时监控杨匡的手机通话内容和地点就能定位成功。而既然传言中国水军能攻克西方国家的政府和军方网站,那么网络技术99%以上只是业余水平的中国国内民间人士的网络工具在官方面前无秘密就是正常的。早就有人做过试验,即使完全使用非国产网络工具进行沟通,只要事件敏感,且警方进行即时监控,照样可截获信息并进行阻拦。

再一个例子是2010年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件事。2008年5月起,接近两年半北京警方没跟我见面。2010年7月我在锦州被当地警方短暂扣留,北京警方事后也没找我。10月8日刘晓波获诺奖,10日刘霞在同外界失去联系两天后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由我第一个确认其身份后,11日我被警方限制人身自由。23日北京和临沂两地警方找到我,我发现他们不仅已掌握最近我的很多私人具体信息,甚至也掌握了我同刘霞的网络联系具体信息,尽管我跟刘霞的网络联系全是通过非国产网络工具。

第二种情况是,因某个特定事件临时将即时监控的范围扩大到几乎整个被监控群体。这种情况极为罕见,以2011年春天的茉莉花事件为典型。刘晓波获诺奖事件也类似属于这种情况。在这两次事件中,中国所有的民间人士被梳理一遍,无人幸免。其中茉莉花事件中中国政府的应对措施,涵盖了刘晓波获诺奖事件中的应对措施,所以下面只讨论前者。

三、茉莉花事件中当局的应对措施

2011年2月不明人士发起的所谓中国“茉莉花革命”,主要形式是每个星期天的下午两点到各城市中心广场或人流大的地点散步和围观,活动守则是“只需走到指定地点,远远围观、默默跟随,顺势而为。”

2月17日秘密树洞(@mimitree0)发布第一条消息后,2月19日起博讯等媒体开始有相关消息发布。2月20日是第一次集会的时间,北京、上海、南宁等城市出现数百人的集会,此后直到3月下旬,警方一直处于高度戒备状态,采取了高等级的应对措施。

2010年底突尼斯爆发茉莉花革命后不久,2011年1月23日,胡锦涛要求加强对国内互联网的监控和管理。2月19日,胡锦涛再次强调要强化管理网络虚拟社会。从这天起,中国政府开始加强境内网站与服务器的审查力度,出现很多网站DNS解析错误现象,Gmail和Google Reader一度无法访问,转载茉莉花革命信息的网站论坛被关闭或屏蔽。微博无法以“茉莉花”(及同音词条,比如“末利化”)搜索,微博与社交网站搜索服务时有暂停。用户触发敏感词(例如,人人网在连一些毫不相干的内容,如所有与“明天”(2月19日时)或“今天”(2月20日时)有关的内容)会被封禁或限制访问。中国移动与中国联通把带有“茉莉花”一词的短信屏蔽,“飞信”的群发功能当天也被禁止。

2月19日起中国政府还加强了服务器对境外网站的审查力度,通过防火长城(GFW)增加与此事相关的关键词(例如王府井、茉莉花、麦当劳),使用Google搜查会被连接重置致使无法返回结果,云服务Google App Engine的IP地址及中国翻墙用户较常用的缩网址网站“is.gd”皆遭屏蔽。

除了网络监控外,还有传统应对措施。

一是对民众和媒体恐吓封堵。部分高校下令2月19日不准学生离校,并由教师出面告诫学生。江苏、广东等省教育厅通知高校教师和学生该日不得离校。有的学校明确通知短期内将加强对校园内互联网和校园网上论坛的监控,并会有领导巡视学生宿舍。

2月27日,港台及英、德、美、奥地利等多家媒体记者在王府井被警方拖走、拘禁、殴打、没收相机或删除照片。3月2日,十多名驻北京外国记者遭警方警告要遵守在华采访规则,并被告知即日起在北京部分公共场所采访需事先申请特别许可证,包括王府井,理由是需要保证街道畅通。3月6日,十多名外国记者在上海前往集会地点采访时遭拘押。

二是对常年受监控的特定人群传唤、约谈、威胁、侮辱并进行心理攻势。这些人虽没被拘捕,但被堵在家里不准外出,或外出时贴身跟踪,或三天两头提出各种无理和非法要求,以达到震慑的目的。

三是直接拘捕民间活动人士。2月19日起,江天勇等上百名民间人士被警方带走。事后据分析,在茉莉花事件中被拘捕的人数高达数百人。这些被拘捕的人士,多数不是被刑事拘留在看守所,而是被非法拘禁在“黑监狱”——并非法定监管场所的秘密地点。

其中最为恶劣的是,部分被拘捕人士被施以酷刑,且达令人发指的程度。比如古川在《“茉莉花”飞来“黑头套”——被绑架失踪63天的日子里》一文中详述了遭受酷刑的情况。

通过以上网络监控和传统镇压方式,当局成功控制住了可能发生的“茉莉花革命”。也就是说,所谓“茉莉花革命”,在当局的严厉镇压下,胎死腹中。

四、结论

刘荻认为,“市场本身是最聪明的,没有什么能快过它的,就像没有什么能快过光速一样。互联网就相当于一个市场,不可能有比它更快更聪明的了。”这话没错,在没有网络封锁的情况下确实如此。但中国有GFW,没有真正的信息自由流通。行业协会本身参与行业竞争,运动员兼任裁判员,所以中国的互联网,不,应是中国局域网,虽然聪明,但先天畸形,民众可以利用来获取和发布过滤后的或自由的信息,政府可以利用来加强对民众的控制。

政府通过对民间活跃人士的重点监控,可以有效获取信息并遏制其动员能力。因此,安替的观点是有道理的,即从技术角度讲,政府有可能通过关键词监控和语义分析,掌控某些用户的思想倾向,对这些用户的可能行动提前做出某种预测及相应预案。

刘荻还认为,“几亿个节点的互动的复杂性不是少数几个技术人员能掌握的,就像草履虫理解不了人类大脑一样。” 这点很有道理,即政府无论掌握多么先进的技术和发达的情报系统,也不能完全准确预测民间力量下一步的行动及其后果。何况,民间力量总是源源不断有新成员补充,而政府在鉴定这些新成员时往往反应迟钝,且永远不可能准确预测哪些人将成为新成员。人的行动具有不确定性,历史的发展具有很强的随机性,所以政府为防患于未然而采取的关键词监控和语义分析等应对措施,将大大提高运行成本,故而这基本只适用于非常态,且效果受限。另外中国的自由度在增加,当前组织化的民间力量没有构成对政府的现实威胁,所以常态下政府没有必要采取这些措施。

刘荻认为“政府中官僚们理解和运用网络的能力远远落后于民间”。这没错,但只适用于常态。因为政府中同样有专业技术人员,他们理解和运用网络的能力不会比民间弱,只会更强。而在非常态,政府可动用这些专业技术人员应对紧急情况,加上传统应对措施,在短期内将会很有效。

但总起来讲,思维方式和运行模式远远落后于网络时代的中国政府,在日新月异的网络技术面前,其应对能力越来越捉襟见肘,不管它拥有多么强大的技术和应对能力,也终将败在未来。

2013年3月14日,北京

零八宪章月刊2013年3月18日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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