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波:再闻师涛声,初见王小宁——我跟两位雅虎案受害者的12年交情

2013年9月1日早上,突然听说师涛回家了。打听到师涛的手机号码打过去,无人接听。打给高琴声老师,手机响了一声,一个女声喂了一下,我说是高老师吗,我是山东王金波。那边立即没了声音。两秒钟后,一个有些陌生的男低音说了声你好,我是师涛。

原来,师涛在外面跟高老师吃早饭,没带手机。我简单告诉他,我出狱后来了北京,已在北京成家。我说你先在家好好休息,以后再说别的。

过了11分钟,师涛给我发来短信,向我表示感谢。我回复让他好好休息,多陪陪高老师等家人。又过了一个多小时,师涛说他需要休养一段时间,重新适应社会,尤其是多读好书。我说调养身体、了解社会、适应社会是刚出狱必经的阶段。有些书宁夏买不到我可帮他在北京买。网上也有很多好书。两个小时后师涛说:“两年后请欣赏我为这个时代写的诗歌!”

说起来,我认识师涛12年多了。2001年2月我第二次到西安,杨海介绍我到师涛任新闻部主任的《西安商报》工作,认识了师涛。但几天后因陕西警方接到山东警方的协查通知而在西安四处搜捕我,我不得不离开西安返回山东,3个月后被捕入狱。

2005年我出狱后,惊闻师涛被构陷入狱。父亲告诉我,我入狱后有个西安记者打电话询问我的情况,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师涛。后经山东朋友证实,果然师涛多次给他们打电话询问我的情况。我还在网上发现,师涛曾在文章中为我呼吁。

我给高老师打电话,高老师泣不成声。为了儿子,高老师远赴长沙长期居住,这种执着令我敬佩。

我在《观察》上发表了《中秋忆师涛》,回忆我跟师涛的交往,谴责雅虎的帮凶行径。

2006年我在北京遇到山东老乡刘路(李建强),他说他给师涛代理离婚案,在监狱见到师涛,师涛问他是否认识我。原来,师涛在监狱也一直惦记着我!

由于谋生的艰难和环境的凶险,我到北京后没再主动联系高老师。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雅虎的官司让我觉得,师涛案已引起国际社会足够强烈的关注,我还是少打扰高老师吧。若是没有这个官司,我可能会给高老师多打几次电话。

现在师涛出狱了。不过,师涛仍在中国这个大监狱里面,何况头上还有“剥夺政治权利两年”的紧箍咒。我想,师涛定会不负众望,在调养身体、了解社会、适应社会的同时,把近十年的炼狱凝结成壮丽诗篇,呈现给世人。

也是在2001年,我跟王小宁先生有了接触。那次接触,只是网上论战。

这年4月,我在江苏泗阳吴克林家中闲来无事,把我多年来形成的关于中国实行联邦制的设想整理出来,在洪哲胜先生主编的《民主论坛》上发表。没想到《小参考》很快转发署名王小宁的文章《不要给反对在中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人以口实》,对我的观点进行了批评。我在南京樊百华老师家的电脑上写了《关于〈未来中国国家结构形式的一种设想〉的几点说明——与王小宁先生商榷》进行回应。但我还没看到我的回应文章发表,就在老家入狱。坐牢4年期间,我一直惦记着这篇文章有没有发表。出狱后发现,这篇文章在我入狱前3天就已发表,只是我当时没看到。

2012年12月,我在北京参加一次聚餐,何德普向我介绍两个姓王的人。因人声嘈杂,我没听清那两个人的名字,跟他们握了下手就走了。几分钟后何德普领着其中一个满头白发的人过来问我,你还记得王小宁吗?

原来王小宁刚才听何德普说我是王金波,想起11年前在网上认识一个王金波,难道是重名?他又听何德普的介绍,觉得应该就是我,这才过来跟我聊聊。

我想不到在这种场合见到王小宁。其实王小宁出狱当天,杨子立在王小宁家中给他整理电脑,曾打电话问我如何装自由门等翻墙软件。而2007年我第一次去何德普家中见贾建英时,贾建英就曾告诉我她家和王小宁家在同一个派出所辖区,而且俞陵在同雅虎打官司后认识了贾建英,两家关系非常好。

后来我又见过几次王小宁。王小宁应该算是红二代,他的思想至今仍是左派。不过我一向对左右之分不感兴趣,尽管我本人经过多次测试是个右派。我认为对当今中国来说,西方的左派和右派在中国都是极其缺乏的。而且,王小宁是个忠厚长者,没有理由不让我尊敬他。

师涛和王小宁都是雅虎案受害者。雅虎作为专制的帮凶,已载入史册。两位受害者的损失,用金钱是换不回来的。但对一个互联网企业来说,雅虎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那些至今仍跟专制者眉来眼去的企业,定会蒙羞。

好在师涛和王小宁都跟家人生活在一起了。我想,他们能笑着看到专制在中国的结束。

2013年9月8日于北京

首发《纵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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