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Archives: 王金波

王金波:诺奖之后荆棘路——兼谈未来的不可预知性

Published by:

明知这路是十字架的路,有风有雨很大很难也很苦。
——赞美诗:感恩的泪

2010年2月1日之前,刘晓波获得了一个新的身份: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很多中国人不知道诺贝尔和平奖是什么东东,比如那年的7月6日一个警察在辽宁省锦州市公安局太和分局西郊派出所用不屑一顾的口气对我说:“诺贝尔和平奖,就是本拉登和吾尔开希得的那个吧?”我相信,3个多月后,这个警察再也不会对诺贝尔和平奖如此不屑一顾了,位于这个派出所辖区的锦州监狱,已经因为关押着刘晓波而成为全世界最有名的媒体的高频热词——这个时候的刘晓波,身份已从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变成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既然锦州监狱的知名度提高到如此程度,这个派出所的工作强度必然增加,头头脑脑们肯定会在这个警察面前多次吐出“诺贝尔和平奖”的字眼,即使是傻子,也会明白诺贝尔和平奖的分量了。

不过,我虽然早早就认定刘晓波的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身份迟早会变成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但完全没想到会在3个多月后就实现。当时我想,第一年提名用来热身,第二年的希望增加很多,三四年之后差不多了,不管实际坐几年牢,出狱前肯定能拿到奖。所以,10月7日我还安慰刘霞说,第一年得不了没关系,第二年、第三年……以后肯定能得。

但是,刘晓波竟然获奖了,出乎我的意料。获奖那天很多人哭了,比如记者在采访天安门四君子之一的周舵时,就听到了他的轻轻的哭声。更有人嚎啕大哭,酩酊大醉,彻夜不眠。获奖前两三天我天天在网上忙着处理一些事务,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但获奖当晚,我睡了6个小时,有种忙完之后全身放松的感觉。第二天,我在网上趴了一整天,知道那么多人哭了,但我没哭。直到第三天,在跟杨宽兴聊天时,我终于被容易受情绪感染的杨宽兴的情绪感染,流下了眼泪。事后想想,我对刘晓波在2010年就能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根本没做好准备,包括没及时流下眼泪。

此时,民间力量一片欢腾。比如黄雅玲的《秋日沪上花与茶》风靡一时,说明很多人平时很少参与或不参与民间活动,但心里会选边站,关键时候会亮明态度——这就是民意,以至于6年之后重读该文眼睛再次湿润。

但接下来,当局的反应超出了人们的意料。几乎所有的敏感人物和一些本来不敏感的人物被上岗,甚至被带到宾馆——这个名单太长,不一一列举。

2008年5月北京国保跟我见过面后,接近两年半没直接打交道。但这次,无论如何不会再忽略我了。11日,我被分局国保找上门,直接上岗。23日,市局国保传唤我,威胁送我回老家,我不相信他们真会把我送回老家,结果我老家的国保立即出现了。而更巧合的是,就在老家国保跟我谈的时候,我爸打来电话问我有没有事,假如我出了事他就活不成了。当时我爸已患癌症两年,我几乎每天给他打电话,所以他几乎不给我打电话,这次他突然主动打来电话,我的心沉了下去,心想国保竟去骚扰身患癌症晚期的我爸,怎么连这种事都做得出。于是,我答应国保不再关注诺贝尔和平奖颁奖的事情。不过后来见到我爸才知道是我冤枉了老家国保,因为那是巧合,一个偶然事件:我爸当时经常听收音机,了解到国内最近抓人抓疯了,所以担心我,特意主动打电话嘱咐我不要出事。

随着颁奖典礼的临近,局势越来越紧张。终于,12月9日,我被带到郊区度假村住了两宿——这是迄今我到北京生活十年期间唯一的一次。随后,上岗结束。但是,另一件出乎意料的事情出现了:老婆很生气地告诉我,前几天公司总机每天下午两三点钟接到一个电话,问我老婆在不在(点出我老婆的姓和职务),总机说在,问是否接过去,对方说不用,就挂了。老婆有海外生活经历,所以被警方死死盯住,如贾葭的夫人、胡佳的妹妹、滕彪的夫人、吴思的女儿、卢跃刚的夫人、丁东与邢小群的儿子丁丁一样,一旦试图出国,肯定会被阻拦。更有甚者,第二年年初,老婆的哥哥(也有海外生活经历)经深圳去香港,同行其他人顺利过关,唯有他被莫名其妙拦下20分钟才放行。还有,地方侨联曾打算邀请他参加政协,后来没了下文。老婆和她哥哥对我的这些事完全不感兴趣,更不了解详情,竟然也被列入黑名单!

这段时间的恐怖经历,把大家的神经绷得紧紧的,很多人自顾不暇,诺贝尔和平奖带来的喜悦被冲到一边——这完全在获奖之初的意料之外。颁奖典礼后,国内的紧张气氛开始松弛,但刘霞与外界失联之后的具体遭遇,很多人觉得暂时顾不上,需要往后拖一拖。

此时回头看,2010年10月8日处于强烈的喜悦状态的中国民间力量,似乎没人预料到4个月后的变化会是这样。

这还不算完,紧接着又一个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茉莉花事件。2010年12月10日张万均在奥斯陆的小提琴独奏《茉莉花》余音绕梁,7天后穆罕默德?布瓦吉吉就自焚了,茉莉花革命迅速席卷多个中东国家,几个在位数十年的独裁者垮台。2011年2月,中国民间力量似乎闻到了茉莉花芳香,呼吁民众到各城市中心广场定期聚会的号召此起彼伏。中国当局如临大敌,不仅在这些地点严防死守,而且借机抓了一大批眼中钉——这些被抓的民间人士大多受到酷刑,有些人从此在民间活动消失,即使坚持下来的也留下了永久性的心理创伤——这种比诺奖期间残酷N倍的遭遇,可曾有一人在几个月前预知?

但是,就在这年年底,各地的“饭醉”活动却开始如火如荼蔓延,“新公民运动”、“南方街头运动”、“同城饭醉”等等目不暇接,以至于,一两年之后,这些运动的一些骨干成员被抓。然而,这还是没能阻止民间力量的发展。2014年,香港雨伞运动引发国际和国内关注,中国当局羞恼成怒,抓了一批雨伞运动的支持者、甚至无关者。而2015年的709大抓捕事件,更是开创了30多年来的记录——你不公开认罪就不算完。

此外,更离奇的是,周永康倒台前后,竟有报道说2011年北京等地的茉莉花聚会号召和随后的大镇压是周永康为争取维稳经费、扩大自身权力的党内斗争而暗中导演和操控的!这不可能不让人跌破眼镜。

同时,埃及政局的变化也出人意料,代表伊斯兰势力的穆尔西和代表军方势力的塞西先后掌权,埃及重回军人政权,穆巴拉克由终身监禁被改判3年监禁,穆尔西却被先后判处死刑和40年监禁。埃及人权状况急剧恶化,还不如革命之前。

刘晓波获诺奖6年了,还在监狱里继续坐他的大牢。国内局势没有改观,人权状况被普遍认为倒退。刘霞在刘晓波获诺奖前有行动自由,如今也被限制行动自由6年,甚至前两年除了亲人谁都不能见,无法打电话、上网,只能靠电视和书籍度日,与坐牢无异。这不仅是刘霞本人没有想到的,也是其他人没有想到的。

2000年临沂市公安局政保(国保的前身)支队副支队长张锋(比我大不到十岁)对我说,你的那些理想,我这辈子是看不到了。我回答:“你这辈子能不能看到我不知道,反正我这辈子能看到,而且年轻的时候就能看到。”2001年我在看守所,有次管教把我提到办公室聊天,两三个警察过来办事,其中一个劝我“别再弄那些事”,我说“不用你跟我对话”,那个警察不屑地回答:“哼,谁跟你对话?”——这话徘徊在我脑子里十几年,经常跳出来让我思考当时和当下的情境。没错,不仅2001年到现在的15年,而且六四以来的27年,民主墙以来的38年,民间力量何曾获得与当局“对话”的机会?但是,那些在上个世纪参加过民主墙运动、八九民运和九八组党的民运人士中,有一小批人坚持到现在。几十年来,民间力量遭遇一波又一波镇压,每隔几年就有一波较大规模的镇压。镇压过后,多数人退出,少数人坚守,正如胡平所说,“在任何民族中,那种具有献身精神,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总是很少的,大多数人都只有在对胜利怀有希望的前提下才会投身运动。”

《秋日沪上花与茶》印证了刘晓波在法庭上说的这段话:“我坚信中国的政治进步不会停止,我对未来自由中国的降临充满乐观的期待,因为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拦心向自由的人性欲求,中国终将变成人权至上的法治国。”6年来,刘晓波、刘霞行走在坎坷的荆棘路上。不管未来多么不可预知,既然刘晓波、刘霞还在坚守这条荆棘路,我也不打算溜号,为了理想或曰希望的实现,力所能及做一些细微的小事。

2016年8月28日初稿,10月3日修改于山东莒南

纵览中国Monday, October 3, 2016

王金波:回京笔记

Published by:

2016年7月5日凌晨4点26分,火车准点到达北京西站。这是我第一次在北京西站下车。出站,找到地铁入口,排队等候。这么早打车到家也没必要,不如等到5点半坐第一班地铁,7点前到家,老婆正好起床。何况,还省几十块钱。

K52夕发朝至,下午不到6点在莒南上车,次日早上5点20分到北京,正赶上地铁开始运营,非常合适。可最近这趟车不知搞什么鬼,仅提前几天卖票。于是,迫不得已买了这个暑期加班车K4604,在路上跑15个小时零1分钟。这是我第一次坐这趟车,还记错了时间,上车差点晚了,进站1分钟车就来了。

地铁入口处挤满了人。而且后面的不断到前面插队。人们大多盯着手机。5点半差一两分钟,门开了,人们哄地涌进去。几米外安检员指着空荡荡的左侧通道说着什么,我问是否那边也能进,他说是,于是我退出刚进的中间通道,转身去了左侧通道,竟是第一个把行李放上安检仪的。第一班车就挤得满满的。不过换车以后,空荡荡的。

上午略事休息,补了一觉。下午去北京火车站给丈母娘退票、买新车票,还给我自己买返回老家的车票。

我这次临时性回京,是因突然决定搬家。而之所以突然决定搬家,是因房东突然说要卖房子。

我来北京十年多,搬家十多次。前两年简单,独身一人,住过9个地方,其中5个在香山。在香山的最后一个住处,住了十个多月,是个约20平米的开间,有自己的厨房和卫生间,在香山一带的单间中算是不错了。房东出租了大大小小十几间房子,对我非常客气,见面就是笑脸,有求必应,甚至说“你们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可是,如同“人民公仆”随时会对“主人”翻脸一样,这“衣食父母”的地位瞬间就会丧失。2008年3月29日到30日半夜我被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香山派出所三级公安机关传唤两个小时后,房东立马变脸,说他的一个亲戚要来住,让我赶快搬走。后来房东领人来看房子,根据他们的对话,来人显然不是他的亲戚。

4月,老婆来到北京,准备去城里找工作。5月12日,汶川大地震那天,我们搬到城里。14点27分,一辆三轮车载着我和老婆及刚买的一组沙发走在一座桥上,对地震没有丝毫感觉,尽管北京有人声称感觉到了地震。这地方住得我胆战心惊,因为恰逢奥运。不过好在这里不是管理最严格的地区,所以表面上安然无恙过了几个月。后来为了老婆上班方便,10月初的七天长假期间,我们搬到另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住得挺安稳。第二年8月底,突然一个自称辖区派出所的电话打过来,说因为我的暂住证上的地址和办理暂住证的房产证的地址不符,问我到底住哪个地址。过了两天,一直对我非常热情的中介公司租赁部经理来说,不好意思,这家业主要卖房子,你们还是快点搬走吧。我问他暂住证地址为何跟房产证不符,他说业主出国了,房产证没给他,他临时借用了别的房子的房产证给我办暂住证。当时巧合,我们本来就打算到期搬走,所以同意了。9月初搬走的当天晚上,老婆说,租赁部经理悄悄告诉她,让我小心点。次日,我回去给中介送一件误带走的物品,租赁部经理悄悄对我说,王哥,我们也是不得已,请你原谅,不过你也别弄那些事了,安心过日子吧。看来这个租赁部经理了解到一点情况。还有,在我们搬走之前,有人来看房子,但显然是租,不是买。如同2008年3月是为了给奥运清场一样,这次是为了给中共建政60周年“大庆”清场,他们要逐个落实我们这些“重点人口”的具体信息,包括住址。

新住处换了派出所辖区,是个国企家属院,独楼独院。住了一年,房东对我们很满意,第二年即2010年8月,合同到期前一个月续签。10月8日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11日晚,老婆在下班途中突然给我打电话,说房东给她打电话称,派出所要找我。我一听顿时感到警方干的简直是兽行,因为他们本来有我的电话,竟不直接找我,非要通过房东找我老婆,故意给我制造压力。当天晚上,分局国保跟我见面,通知我被上岗。这次上岗连续62天,把老婆气坏了。2011年8月,房东告诉我老婆说不租给我们了。我打电话责问片警,后来由片警出面,房东才同意继续租给我们。2013年,房东说孩子准备上学,要搬回这里(旁边有个小学),不再租给我们。于是我们搬离了这个连续住了四年的地方。搬家时还有个插曲。老婆找了几个对我的背景一无所知的朋友过来帮忙,其中一人在楼下负责看车。我在楼上收拾东西。快搬完了,我下楼来到车前,那个看车的朋友说,刚才门口那个女的问他派出所是否知道我们搬家。我立即明白了怎么回事,应该是门卫把他当成搬家公司的人了。事后我对警方很恼火地说,你们派门卫盯着我,我管不着,但连我搬家门卫都要问派出所是否知道,你们是不是太过分?警方声称应该是误会,这种事以后不会再发生。

我们搬到另一个派出所辖区,但只住了一年,因为冬天暖气不热,老婆颈椎病犯了几次,被迫买了电暖器,但还是太冷。这次,警方没骚扰房东和我的家人。

前年,我们搬到现在这个地方,又换了个派出所辖区。两年来,房东和家人没受到警方骚扰。但是,房东突然说要卖房子,并说优先卖给我们。我们哪里买得起,接近三百万呢。于是,我临时性回了趟北京,准备搬家。

为什么说我是临时性回了趟北京呢?因为从2014年11月起,我就基本住在老家,陪护父亲看病。

父亲于2008年9月在莒南县医院被诊断为良性肿瘤,术后感觉病症反而加剧,11月做病理切片确诊为恶性肿瘤,立即去临沂市肿瘤医院,确诊直肠癌晚期,已转移到肝。同时对直肠和肝做了手术,没出院接着做第一次介入治疗,连续住院约40天,我几乎没离开。在第三次介入治疗后,我回北京上班,妹妹和妹夫陪护父亲做介入治疗和化疗。半年后,病情逐步稳定,后来复查,病灶消失了!三个月复查一次,直到2011年9月肝部再次长出新的病灶。再次手术和化疗,几个月后病灶再次消失。2014年11月,复查发现肺部大面积扩散。我打电话给医生,医生说如果不治疗,活不到春节。我立即回家,陪护父亲化疗。第三次化疗时,又查出病灶转移到胸骨。医生无奈地说,麻烦大了。没想到经过四、五次化疗,病情再次好转,即肺部病灶大的变小、小的变少。我们全家喜出望外,医生也连连称奇,说这种概率只有百分之几。伊立替康和雷替曲塞联用8次后,医生说至少要休息三个月才能再次使用。此时,父亲由于呕吐、腹泻严重、食欲不振,身体极为虚弱。但是,仍如以前一样,二十多天住院一次,因为治疗胸骨的唑来膦酸不能停。伊立替康停止使用三个月后,再次使用,父亲身体仍特别虚弱。医生犯了愁,说除了使用靶向药,没有更好的办法了。适用我爸的靶向药有两种,其中贵的那种叫爱必妥,效果比便宜的安维汀要好。但他没给病人用过,他的一个拐弯亲戚的领导在济南用过爱必妥,来他这里复查发现病灶消失,所以他印象深刻。但据他了解,临沂各医院没用过这种药,济南、青岛用过。

网上介绍,中华慈善总会跟爱必妥的生产厂家德国默克公司有免费赠药的合作项目,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必须在患病前是低保户。我家不符合这个条件。第二种情况,自费使用三个月后,终生免费使用。如果是自费,要花20几万。通过熟人打听,香港便宜,可以在深圳寄送。但缺乏值得信任的渠道,且始终是自费。印度最便宜,面临同样问题。至于北美和欧洲、包括德国,都说这是处方药,没法弄。

由于中华慈善总会在北京,默克公司在北京也有分公司,我决定回京一趟。这是去年9月底。30日出院当天,北京片警发来短信说,十一就要到了,最近情况如何?我答复说,下午出院,已买好2日回京、13日回老家的票。

10月7日是十一长假的最后一天,片警问我这两天有何安排。我说明天是假后第一个工作日,打算去一家德国药厂在北京的公司打听情况。片警说问问所里。过了会儿片警说所里同意派车陪我去。

8日上午,一辆警车拉我去了建国路。司机穿警服,还有一男一女穿便衣。根据地图搜索结果,默克公司在建国路北侧的金地中心。司机让男便衣下车跟我去。在金地中心大门外,我用身份证登记后,去了18层,发现整层楼装修,只好下来。问保安,其中一个说好像没搬走,另一个说好像搬走了,去现代城打听吧。回来上了警车,从前面掉头,停在马路南侧,男便衣又跟我去了现代城A、B、C、D四座,没找到默克公司。在大厅问保安,也没听说。于是回到车上,告诉司机下一步去西单。谁知司机顿时变脸,说谁让你去的?我一愣,说早跟片警说好了。司机说不知道。我说你再问问。司机口气生硬地说,那就把你拉回所里,让别人带你去吧。我说好啊,没问题。司机想了想,打了个电话。我听出他是打给分管副所长的,就说让我跟副所长说两句。司机不理我,挂了电话。我火了,打电话给副所长,说,他们态度太差,我早跟片警说好了去西单和航天桥,他们不想去,你看着办吧。副所长给司机打了个电话,司机蔫了,掉转车头去了西单,后来再没为难我。事后我见到片警,提起司机态度,毫不客气地说,有人就是贱。当然,我没告诉片警的是,既然司机不识抬举,我就在和男便衣单独行动时,问男便衣知道为啥派出所派车陪我不?男便衣说不知道。我问他,听说过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的事了么。他说知道,记不清叫啥名了。我说,叫刘晓波,今天是他获诺贝尔和平奖5周年,我认识他,所以我从山东回北京打听药的情况,你们就派车陪我。他有些惊讶,后来明显对我客气得很。而我后来想,穿警服的司机是否把我当成被管制的犯人了?看来,对他们这种只知执行命令、不问青红皂白的家伙,不需客气。

中华慈善总会在西单二龙路附近。这座楼从外面看起来很简朴,中华慈善总会只是这座楼上的多家单位之一。门外没有保安。在大厅向保安打听中华慈善总会,保安立即告知楼层,不用登记。到了楼上,从外面看,办公室里面比较普通。问了一个人,他去一个大办公室喊另一个人出来,这人说他们只负责接电话和EMS,不负责接待人,让我回去打电话,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

警车继续西行,路过军博,去了航天桥西,在路南的航医大厦二楼找到百济新特药房。药房说这里有爱必妥,但只管卖,不管申请赠药的程序。

于是警车打道回府。既然这次警方派车,所以我就干脆走了三个地方。后来我在电话里告诉刘霞,这天他们以警车开道带我路过天安门广场和晓波刘霞新旧两个家附近的方式,帮我纪念了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5周年,具有特别意义。

父亲告诉我,他在村外散步时,遇到邻村我的一个同学的大爷。这个同学在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当医生,他父亲和他哥都得癌症去世,所以尽管他不是学肿瘤的,但对肿瘤不陌生。父亲让我联系这个同学。我找了两个同学要到这个同学的电话,他说青医附院用过爱必妥,我说过几天去找他。因为根据中华慈善总会的项目介绍,山东只有济南和青岛两个城市有项目注册医生(2016年又增加了淄博、潍坊、烟台三个城市)。

14日回到老家,15日上午去临沂市肿瘤医院取病理切片,晚上去了青岛,在姜福祯先生家住下。这是我时隔十年整又来青岛。上次是2005年10月,刚出狱5个月。老姜原来的房子没了,租了个拥挤的小房子。16日早上去医院,见到20多年没见面的同学。巧了,他马上要去武汉出差,只给我几分钟时间,匆匆领我到肿瘤科介绍了个大夫走了。大夫打电话叫来默克公司的业务员,取走切片。来不及见其他朋友,吃完午饭往回赶,到家已晚上7点多。

一周后,默克公司的KRAS与NRAS检测报告结果出来,父亲是野生型,适用爱必妥。

按青医大夫的说法,要花二十七八万,加上住院,至少三十万。我上哪儿弄这么多钱?私下跟几个亲朋好友说了,他们伸出援手,给我凑了十万。但离目标还差得远,只好搁置。

10月下旬,父亲在医院院报上看到一个以前认识的医生写的文章,决定去做介入治疗。从11月开始,经过两次介入治疗和两次辅助治疗,肺部病灶开始曾有好转,后来略有恶化。4月初,父亲被迫回到原来的科室继续使用伊立替康化疗。好在这次剂量小,呕吐、腹泻等副作用比上次小得多,但食欲很差,体重比介入前降了近10公斤,且仍在持续缓慢下降。医生犯了愁。

于是,我和父亲再次想起爱必妥。

外科和内科医生均明确说,父亲现在的状况完全适用爱必妥。由于父亲对各种药物均敏感,且自确诊至今已存活近8年,所以爱必妥很可能也对父亲有效。但因没钱给父亲用爱必妥,这半年多我的心情一直非常压抑,父亲也经常流露出失望。如果父亲因此抱憾而去,我的余生恐怕也不会安宁。所以,在父亲再次谈起爱必妥时,我提出,给父亲用爱必妥。如果用了爱必妥,仍治不好父亲的病,我就没遗憾了。父亲一方面表示不忍心花费这么大的代价,另一方面又积极打听爱必妥的使用情况。用母亲的话说,父亲想活。父亲自己也说,他当然想活。而我,也很难设想父亲的离去。从2009年我第一次听到崔京浩的《父亲》,就迷上了这首歌,下载在手机里,经常听。年轻时我对父亲很叛逆,经常争吵,但随着年龄的增长,父子情却日益加深,我无法忍心看着父亲抱憾而去。

由于默克公司爱必妥项目将山东划为两个市场片,临沂归济南片,所以在得知我希望在临沂使用爱必妥后,青岛业务员把我介绍给了济南业务员。济南业务员说临沂市肿瘤医院已用过爱必妥,告诉了我几个医生的名字,其中一个我认识,因为她以前给我父亲做过化疗。于是,我跟这个女医生取得联系,她说已有几例病人用过爱必妥,只有一例无效。

我问济南业务员,到底大约花多少钱。他说要根据病人体表面积计算。问了我爸的身高和体重,说20多万。我还问了临沂和青岛的医生,她们说爱必妥是否有效,用两次就能看出来。济南业务员说要三四次。我算了笔账,如果无效,总花费不到十万,手上的钱够了。如果有效,要花20多万,现在不够。很幸运,在有爱心的人们的帮助下,这笔钱虽然还不够,但已相差不多,所以,可以开始付诸行动了。

在北京火车站给丈母娘买了回她老家的票,也给我自己买了14日回老家的票,最后给丈母娘退了此前买的票。丈母娘原计划7月10日回老家,因我们突然搬家,所以推迟回家,留下帮我们收拾。我买的是北京到日照的K1901,在莒南不停,要在临沂下车换乘汽车回莒南。我第一次坐K1901是2013年8月22日,薄熙来案在济南开庭那天。本来我是提前八九天买的票,而薄熙来案开庭只是提前三天公布,所以,我回老家这事与薄熙来案毫不沾边。何况,火车跑京九线,不走济南。但21日警方突然找我,问能否推迟回老家。我说不行,我回老家有事,推迟的话就耽误了。我说你们怎么知道我明天的火车,是不是监听了我的电话,他们说你就别明知故问了。后来他们决定派两个片警跟我一起去我老家。22日晚,没买上票的两个片警跟我一起到北京火车站,亮出警察证进站,找了一个铁路警察,我先找到我的铺,他俩后来告诉我找到新的地方,让我过去。走了几节车厢,遇见十来个乘务员在一起,见到我后都散了。我进这节车厢一看,里面没别人。俩片警解释,这是乘务员车厢,每趟火车都有这么一节,专供乘务员休息。这俩片警比我大十岁左右,睡下铺,我睡中铺。开始只有我们仨,后来过来一个乘务员隔了几个铺睡觉。事后我想,那十来个乘务员可能是为了确认我,以防我中途下车——实在不明白警方为什么假定我会对薄熙来案有如此大的兴趣。一夜无话,平安到达临沂,下车后吃了午饭,俩片警打车把我送到我们村口,他们去县城住了一夜,次日跟我打声招呼回了北京。

在火车站办完事,去了航天桥西百济新特药房,爱必妥价格是每支4315元,不能寄到外地。我打电话问济南业务员,他说这是全国统一价格,不能便宜。我说我们很不容易凑的钱,尽量便宜点吧。他说顶多便宜十块二十块。

然后过天桥,去马路对面坐公交。这是第一次步行走航天桥。上了一段桥,下到地面又上去,拐弯处突然看到一个穿保安服的中年男性和两个戴红袖箍的老太太站在桥上,心想北京最近又有啥事这么紧张。

于是想起去年7月9日我回到北京那天,一些人权活动人士被关押。我虽然也被问了问,但没大麻烦。我感到痛心的是,有胡石根这种坐牢多年的老资格民运人士,和王全璋这种近年来积极参与人权活动的新人,被抓了几十个。现在又是709一周年,不知胡石根、王全璋等人在里面咋样了?

我跟胡石根老师最后一次见面,是前年11月19日。那天晚上,我们四人一起吃晚饭,突然妹妹打来电话,说了父亲的检查结果,我脑子顿时乱了套。胡老师感叹说,原来你爸只比我大6岁,这么年轻,应该好好治疗。去年7月9日我在离开北京接近8个月后第一次返回北京,恰逢709事件,没机会见到胡老师了。

我跟王全璋是山东老乡,五莲县跟莒南县中间只隔着一个莒县,离得很近。他还在山东时我就在网上接触过,他来北京后见过几次面。他在读大学时就参与过人权活动,到现在也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只是他前期低调,少有人知道。近几年在北京当律师,名气慢慢大起来。但我想不到,他这么快被抓,而且闹得动静这么大。

还有,四川遂宁的陈兵被抓了。双胞胎兄弟俩都坐牢,他们的母亲去世不到一个月。你能想象,他们的家人会是怎样的心情?

还有,好多好多的人,无辜,却被关进大牢……

老婆在同一座楼的不同楼层看中了一套房子,比上家贵了一千多。老婆嘟囔着早该借钱买房子,我装作没听见。

周五晚上,新房东通知我们去签合同。这家装修好一些,怪不得贵。周六下午两点,新房东搬完家。我们开始搬。丈母娘在老房子收拾,老婆在新房子收拾,我负责搬运。

这座楼是塔楼,每层住着不少户,对角线有几十米,新旧房子正好接近对角线两端。但拉着小拖车进出电梯搬东西倒也没觉得累。头几趟用心数着趟数,后来每搬完一趟就在手机上记一个数。到晚上,搬了31趟。周日继续搬,达60趟。周一上午又搬了5趟。不算空手,总计搬运65趟。此外老婆和丈母娘加起来搬了有10趟,别人过来帮忙搬了有5趟。这样算起来,总计约80趟——没想到这么多。晚上老房东来结账。中介也来了,是卖房子的。这家房东没骗我们,跟我们这两年相处得还不错,好聚好散。周一这天,终于明显感到累,下午呼呼睡了一大觉。

然后天天在家收拾。

明天,又要回老家了,继续陪父亲看病。

2016年7月11日-13日于北京

补记一:

7月14日晚,我在火车上听说陈卫陈兵的弟弟陈冬病逝,忍痛在推特上发了个讣告:“四川遂宁陈卫、陈兵的弟弟、华为硬件部开发专家陈冬,今晚10:30因心脏病去世。不到一个月前陈母去世,现在陈卫、陈兵坐牢,陈氏一门连遭惨祸。”15日下午,惊闻胡石根被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提起公诉。

2016年7月17日于山东莒南

补记二:

我爸用过两次爱必妥后,8月16日再次住院。CT结果显示,肺部病灶和纵隔及心包横膈区肿大淋巴结均有缩小。我爸有救了。真高兴。

不过,胡石根已被判刑7年半。我希望他早日出狱。

2016年8月17日于临沂市肿瘤医院病房

——《纵览中国》首发 —— 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站刊登日期: Wednesday, August 17, 2016

王金波:对暴政的反抗,对真相和正义的追求——为非暴力抗争英雄郭飞雄绝食百日作

Published by:

郭飞雄连续绝食马上要满100天了——今年5月9日,郭飞雄开始在狱中绝食,8月17日是其绝食第一百天。

“人权观察”中国部研究员王松莲(@wang_maya)在推特发言说:“对自愿进行绝食的郭飞雄强迫灌食是酷刑。中国政府应立即停止这违背国际标准的做法,允许他见家人和律师并接受治疗。”我这才知道强迫灌食是酷刑。

虽然郭飞雄的姐姐和律师能够见到郭飞雄,但监狱不允许郭飞雄谈论受虐细节。这样,外界无法得知郭飞雄被灌食的详细情况。

郭飞雄这次绝食,是为了抗议监狱强行作“肛检”及被威胁要录制视频上网,此外,还要求中国政府改善狱中政治犯待遇,在全国监狱取消电刑,并要求中国政府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后来,郭飞雄又提出要求转监狱。无疑,这些要求都是合理的。

我曾在2001年连续绝食106天。在最近30多年的中国民间抗争史上,除法轮功人士外,我和郭飞雄的连续绝食时间之长,即使不是最高纪录,但肯定是时间最长的纪录之一。此外,2004年11月我进行的连续17天绝食,对我身体损害最大。

2001年5月9日,我被山东省莒南县公安局治安警察大队以“侮辱人民警察,影响很坏”的罪名处以治安拘留15天。所谓“侮辱人民警察”,警方出示的证据是我在洪哲胜先生主编的《民主论坛》发表的《让我记下一笔警察侵犯公民权利的罪行》,说警察家属看到后向他们反映,认为我“侮辱”了他们。这个借口很好笑。是哪个警察的家属?这个警察的家属既然是《民主论坛》的读者,他或她是怎么看到《民主论坛》的?对于这些疑问,警方不予考虑,只是把我送进拘留所。我不服,开始绝食。7天后,拘留所试图给我强行灌食,我反抗后未能灌食成功。次日我开始喝稀粥。5月24日早上,我被转到莒南县看守所刑事拘留。在看守所我恢复进食,但身体虚弱,天天躺在监室休息。28日早上,因我不听从值班警察李太山的命令,被李太山毒打。于是,我开始绝食,持续106天。

我挨打两个小时后,看守所所长来了,我向他提出一个要求:“通过莒南县看守所向莒南县公安局报案,立即调查李太山殴打我的事实真相并惩处凶手”,并宣布两点声明:“从现在起开始无限期绝食,直到凶手得到惩处为止”:“从现在起有时可能故意违反狱规,直到凶手得到惩处为止”。当天恰好办案警察提审,于是我增加了第三点声明:“从现在起拒绝回答有关我的案子的问题,直到凶手得到惩处为止。”

我当时绝食不绝水——也就是说,主食、蔬菜、流食等均不吃,但是有时吃点咸菜补充盐分,此外正常饮水。

我绝食,是为了表达意志。这种意志,既包括具体要求,也包括抽象理念——对恶的反抗,对权力和暴政的反抗,对善的追求,对真相和正义的追求。

6月2日,看守所开始给我注射葡萄糖并鼻饲灌食。此后每天一次,直至9月10日。灌的食物以奶粉为主,加一些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据我估计,每天灌食补充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热量,接近一顿普通餐量。

最开始具体灌食的是跟看守所斜对门的县中医院的护士。巧了,第一天来的护士长是我同学的嫂子。后来中医院的护士不再来,具体灌食的换成看守所卫生室唯一的医生王铁成。王铁成是我在莒南一中的师弟。所以,看守所开始对我挺照顾。即使到了后来,王铁成烦了,每天灌食时间不再相对固定,但仍坚持一天不漏。而且,他们灌食的动作很小心,并不粗野。总之,在灌食的具体操作上,莒南县看守所算是很照顾我,没有故意借此让我遭受更大折磨。

绝食开始后最难熬的是第三四天,各种诱惑达到顶峰,如果稍有动摇就会放弃。随着时间的推移,身体越来越消瘦,以至于身下必须铺着褥子——对于渐渐突起的脊椎骨来说,床板太硬,硌得难受。

到了7月,我甚至闻到自己的大便也有香味,而别人则说,我嘴里呼出的臭味比大便还难闻。

5月28日早上我开始绝食后,上午就有办案警察提审。我记得清清楚楚莒南县公安局政治侦查大队(后来改名叫国内安全保卫大队)大队长杜宣台那句丧尽天良的话:“早知道你绝食,不再回答我们的问题,我们就不来了。”在他眼里,我被看守所警察打成啥样,他完全不在乎,虽然我已说明,再次通过他们向莒南县公安局报案。他关心的,不是我的死活,只是案子能否办下去。此后办案警察又来过两三次,劝我进食未果,就算了。

临沂市检察院公诉处的检察官来看我,也对李太山殴打我、我被迫绝食的事情顾左右而言他。

总之,在这些办案人员口中,我的绝食是无所谓的,他们并不在乎。

在绝食后期,经其他在押人员引诱,我偷偷吃了点东西。后来,由于我的案子被检察院退回公安局补充侦查,明白他们可以多次使用这个招数,而100多天的绝食已经表达清楚了我的意志,就通过在押人员向看守所提出暂停绝食。9月11日,我恢复正常进食。

2004年11月10日开始的绝食虽然持续时间不长(17天),但对我身体损害最大。

这次绝食是为了抗议山东省监狱对我的迫害。在严密的监控下,我除了正常饮水、吃了几百克咸菜以外,未进食任何食物。11月26日下午,监狱医院的犯人开始从我的喉咙里给我灌食。次日上午再次灌食,下午我宣布结束绝食,晚上恢复正常进食。这两次灌食,跟2001年莒南县看守所的灌食相比,手段恶劣得多。莒南县看守所是鼻饲,开始不舒服,后来习惯了,就没有不舒服的感觉。山东省监狱灌的不是奶粉,是西红柿等搅碎的食物,从喉咙里插管,难受百倍。

绝食十多天后,有个不常见面的犯人有次见到我一脸惊讶地说:“哎呀,你怎么这么瘦!”他的表情我一直记着。

我这次绝食,还有几个目的:

一是试试能否完全顶住诱惑。这次我成功了,没偷食一点食物。

二是“复仇”。一年前的2003年11月,因警察违背诺言不让我去车间洗澡,我怒而砸坏监区大门玻璃,禁闭后反思自己被抓到把柄,被迫承认砸坏玻璃不对,一直在找机会“复仇”——在他们找不到我确实有错的情况下再被禁闭一次。当一监区副教导员刘宏利威胁我绝食是抗拒改造并对我禁闭时,我笑了:“去年你们禁闭我,我确实有错。这次你们要禁闭我,我巴不得呢。”此后再没人跟我提禁闭的事——我的“复仇”成功了。

三是在这之前我给父母的信中多次提到林昭、孙志刚,虽然这些信都被监狱非法扣留,但我赴死的决心已下,如果监狱当局眼睁睁看着我死了,我绝不会白死——山东省监狱乃至中国当局都将付出代价。

最近,印度政治活动家伊萝姆·恰努·莎米拉(Irom Chanu Sharmila)宣布结束近16年的绝食。《纽约时报》报道说,“莎米拉被拘押在因帕尔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医学院(Jawaharlal Nehru Institute of Medical Sciences)。该院副教授洛克什瓦尔·辛格博士(Lokeshwar Singh)称,因为她之前一直通过鼻管进食,身体起初只能容忍不那么着实的固体食物,然后才能逐渐适应正常餐食。”

由此看来,如果使用尽可能减轻疼痛的鼻饲方式,且不故意引诱的话,长时间强迫灌食虽然是酷刑,但维持人的正常新陈代谢,是有可能的。也就是说,如果中国当局对郭飞雄的灌食方式跟莎米拉获得的方式相同,那么即使郭飞雄长期绝食,也不一定有生命危险。但是,当《纽约时报》上莎米拉的照片映入我的眼帘时,我看到的是一张明显不健康的瘦得变形的脸。

联合国已经对郭飞雄绝食表示了关注,其他一些人权组织和西方国家也多次要求中国当局释放郭飞雄。

莎米拉的绝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国际社会更应该持续关注郭飞雄绝食,因为,中国政府的人权纪录要恶劣得多,而郭飞雄是中国恶劣人权状态下的非暴力抗争的英雄。

2016年7月23日-8月15日初稿,8月16日修改于山东莒南

《中国人权双周刊》2016年08月17日

王金波:不该再受这个苦——漫谈胡石根

Published by:

终于再次见到了胡石根老师。不过,这次不是面对面,是我通过网络和电视看到了他,而他没有看到我。

当然,胡石根不可能看到我。因为,一年多了,他在监狱里面。

1998年参加民运之前,我通过收音机听到过胡石根的名字。1998年参加民运之后,在一份资料上见到对胡石根的介绍,知道他原是大学老师,因组建中国自由民主党被判刑20年,是79民主墙运动以来刑期最长的知名政治犯。后来见过一些文章对他的怀念和呼吁,很佩服他。2006年我到北京生活以后,发现他昔日的老朋友们对他念念不忘。由此,我有了切身体会:对昔日的老朋友们,他是令人牵肠挂肚的领袖、师长、哥们。

进入2008年,胡石根昔日的老朋友们,越发频繁地谈论他。8月25日半夜,胡石根的姐姐胡风云到达北京。26日早上,胡风云和早就在北京打工谋生的三弟胡水根,去监狱接胡石根。康玉春打电话给胡风云了解具体动向,我起草了一则简短的消息,发到网上:

“著名民运领袖胡石根出狱

8月26日早上9点,已坐牢16年零3个月的著名民运领袖、原中国自由民主党领导人、北京语言大学讲师胡石根先生获释出狱。胡石根的姐姐胡风云等亲人在警方的陪同下已同胡石根会面,正在赶往北京的临时住处。胡风云说,胡石根的身体看起来不太好,因为晕车,胡石根半途下车休息。”

康玉春下班后去见了胡石根。但胡石根却没认出康玉春——要知道,16年以前,他俩太熟了,而且康玉春是他们案子的第二被告,获刑17年!

一个多月后,我第一次见到了胡石根。在积水潭和德胜门北边那个狭小简陋的塔楼房间里,这位身为中国政治反对派的代表性人物之一的大名人,在我面前却是谦卑、土气、木讷和局促。

因康玉春忙于上班,对民间异议生态了解不够,让我向胡石根做个大体介绍,所以我事先做了整理,标题叫“维权时代的民主运动与民运人士”,分为五部分:民运与维权、生存状态、一些主要民运人士的状况、出狱后面临的选择、民运前景。

第一部分“民运与维权”,我是这样介绍的:

以2003年孙志刚事件为标志,中国进入维权时代。此后,传统民运,或曰狭义民运,其影响逐渐被维权运动超越。2007年8月,海外近百名民运人士借胡平60大寿之机聚会,坦承海外民运面临窘境。同时这也标志着国内传统民运的低潮。

传统民主运动,以政治反对派为角色定位,以体制外资源为(主要)渠道,以民主政治制度为目的。新兴维权运动,以权利受害者(及维护者)为角色定位,以体制内资源为(主要)渠道,以维护自身(及他人)权益为目的。因此,在互联网时代,国内媒体仍封杀传统民运,但维权运动已有一席之地(偶有例外)。

维权运动跟民主运动殊途同归。因为无论如何,建立宪政民主制度才是最终解决方案。但因传统民运的浓厚理想主义色彩和巨大风险等局限性而不易吸引大量普通民众,所以维权运动近年来蓬勃兴起,以至于很多民运人士也纷纷往维权人士身份转型。其中有少数人转型比较成功。但这些转型成功的人大多没有正式坐牢、至少没有长期坐牢。

维权时代,由于互联网普及造成的信息轰炸,以及维权运动的内在要求,政治宣言式的行为方式已对民众失去吸引力。对一个谋求生存并发挥政治影响力的人来说,知识层次的精细化、专业化成为基本要求。仅仅靠道德感召力已不适应时代的变化。

第二部分“生存状态”,我介绍说,传统民运人士大多坐过牢。出狱后,这些民运人士生活状态大多面临窘境。刘晓波等少数人较特殊,以其稿费等收入不愁吃喝。如果能基本脱离民运圈子谋生,有可能生活状态略好。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维权运动的兴起,中国的极权成分正在减少,极权主义后期(通常称为”后极权”,即later-totalitarianism)特点逐渐增加。体制外谋生已不仅仅成为可能,而且日益普遍。

第三部分“一些主要民运人士的状况”,分为国内和海外两部分介绍。国内部分主要介绍刘晓波、张祖桦、丁子霖、陈子明、许良英、江棋生以及狱中的王炳章、秦永敏等人的情况,海外部分主要介绍魏京生、方励之、胡平、王丹、杨建利、王军涛等人的情况。

第四部分“出狱后面临的选择”。第一是角色定位。在知名民运人士中,出狱后在国内仍能成功扮演知识分子角色的不多,刘晓波、陈子明比较成功。在知名度较低的民运人士中,定位独立知识分子的也不少,有的比较成功,但大多不成功而被迫另谋生路。有人自我定位不是独立知识分子或政治家,其中有人靠自己的特长和能力找到一条谋生之路,比如康玉春、陈晏彬,但更多人生活状况不稳,为寻找谋生之路而奔忙,比如李海、刘京生。有人自我定位政治家,但因其年龄、知识层次、知识结构、人际关系等原因而力有不逮。第二是生存手段。现在的民运人士已经可以靠完全的体制外资源生存,途径有创业、打工、撰稿及做项目等。

第五部分“民运前景”。新兴维权运动正在成长之中,尚未出现杰出的领袖人物。此前曾出现几个影响较大的明星人物,因角色定位失误而昙花一现。维权运动不乏低调做事的人,这些人的前景更为可观。未来民主中国的主要领袖,有一部分可能来自目前的维权运动。另一方面,维权运动进行到一定程度,公民个人权利得到普遍认同,民主运动将再次引领潮流,大浪淘沙之后的民运人士,有可能在此时发挥一定的作用。

此后我很快回山东老家陪护父亲住院,所以没来得及跟胡石根更多接触。几个月后我发现胡石根对民运总体情况仍是稀里糊涂,问他还记得当时我介绍的那些情况么,他说他当时刚出狱一个多月,对已隔绝十几年的民间异议生态还没找到感觉,所以几乎没记住我的介绍。听了这话,我才明白连续16年零3个月的牢狱对一个人的损害有多大。

每个人的经验都只能是自己的经历所获得的经验。我坐牢4年,经验只是4年的,跟10年、16年的坐牢经验是不同的。我出狱后虽然只用两个月(头一个月没上网)就了解了海内外民间异议生态,但适应社会却用了一年不止。因此,比我年长17岁的胡石根,在坐牢16年多后,要用多长时间才能适应社会,我不知道。

我坐牢4年的体会是:度日如年。出狱前不到一年,我制作了一个日历表,每过一天划掉一天。我觉得,如果判10年,或许我会改变方式,不再那么强硬。因此,当胡石根面临20年刑期,最后迫不得已认罪并争取减刑时,我是完全理解的——在这种情况下,早日出狱才是上策。

在家庭方面,胡石根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妻子坚持了十多年,还是在他出狱前离婚了。而且,女儿也不理解他,甚至在他出狱后不愿见面,尽管就在咫尺之遥的北京师范大学读书。于是,胡石根被迫装作陌生人,到学校里远远地偷看女儿的模样。我没有经历过这样悲惨的家庭关系,无法想象那是怎样的一种内心创伤。

胡石根出身南昌郊区农村,兄弟姐妹都在江西老家或广东。只有三弟胡水根有时候在北京谋生,但也仅仅是谋生,能生存下来就已算不错。所以,家人的帮助,哪怕只是呼吁,所能做的也非常有限。

我的性格不喜热闹,所以尽管北京民间人士有那么多聚餐,我参加极少,认识的人很有限,保持交往的人更少。相比来说,胡石根算是我交往很多的朋友了,每年总能见上几面。

说来也怪,这次天津709案开庭,央视呈现给世人的胡石根的形象,竟与我的直接印象有很大差距。

央视着重强调胡石根的教会长老身份,并且给人讲“推墙思想理论”。可是,在不是基督徒的我的面前,胡石根从没特意展示过他的基督徒身份,以至于我常常忘了他是教会长老——我喊他“胡老师”,他直接叫我名字。经过几年接触,有次他说我“你也是老民运了,只不过是年轻的老民运”——我想,胡石根已把我当成他所出身的那个群体的亲密弟兄。此外,胡石根对我只字未提“推墙”理论。我并不参与近些年兴起的街头维权运动。或许由于以上原因,胡石根觉得没必要跟我提及“推墙”思想理论,因为对我们来说那是基本共识——用和平方式使中国转型为民主国家。

在那个狭小的房间,我吃过几次胡石根做的饭——煮面条。胡石根的生活简朴跟结婚前的李海有一拼,都是填饱肚子就行,从不讲究营养、蛋白、脂肪、菜系什么的——不锈钢老鼠刘荻说我们几人吃饭太不讲究,就是缘于此。

毋庸讳言,出狱后的胡石根的谋生,很艰难。

出狱初期,胡石根获得一些救助,生活还可以。过了几年,钱花得差不多了,手头上紧起来,甚至不得不开口跟别人借两千块钱去广东姐姐家。消息传开,胡石根获得新的救助,度过难关。

我和胡石根的几个老朋友觉得他掺和的事有点多。后来我想,除体现他宽容待人的性格以外,他可能还想通过这种方式,获取一些谋生的渠道——毕竟,接触面更广,获取资源的机会更大。

我们曾希望胡石根静下心来写点文章,传播他的思想,可终究没有成功——他更喜欢通过口耳相传的原始方式传播思想,而这,最终成了他的“罪证”。

曾在2014年成为胡石根“同案”的刘荻说,胡石根喜欢讲“空话”——在聚餐结束时讲些老生常谈的大道理,而这些道理不用他说大家也都知道,所以是“空话”。不知这是否是胡石根当大学老师形成的习惯,而同样当过大学老师的李海没有这个习惯。胡石根的这个习惯,促成了他这次入狱——从这个角度讲,实在冤。

去年7月胡石根失踪后,老朋友们没有一个人知道他在哪方面出了事。有人说,按说锋锐事件主要是律师和访民的事,他两者都不是,不该出事。有人说,胡石根给了某个访民一点钱,被供出来了。有人说,胡石根到处跟人吃饭,吃出事来了。

不能不说,“交友不慎”,导致灾难是正常的。杨天水出狱后跟几个刑满释放的刑事犯一起搞民运,其中一人再次盗窃被抓,为了“立功”咬出杨天水“颠覆国家政权”,导致杨天水再次坐牢12年。很多人认为杨天水不值。可是,谁能事先帮助杨天水避免悲剧?

杨天水的悲剧过去10年多了,现在很多人认为,胡石根同样“遇人不淑”——似乎不是没有道理。

胡石根在2008年出狱时,头发已全白。但是,这些年来,我竟一次也没亲眼见到他的白头发,只在照片上见过。这次庭审,再次见到他满头白发的照片,并第一次在视频和电视里见到他发言的样子。

胡石根的“认罪”,得到了最大多数的人们的理解。几乎没人埋怨和指责。人们仍然认为胡石根是英雄。这既因为胡石根守住了底线,还因为大家觉得胡石根坐牢已经够多了,不应继续受苦,这个牢不应再坐。所以,胡石根应该争取早日出狱,是胡石根的老朋友们的共识。

2016年8月7日至9日初稿,10日修改于山东莒南

【民主中国】8/21/2016

王金波:搬家记

Published by:

2016年7月5日凌晨4点26分,火车准点到达北京西站。这是我第一次在北京西站下车。

我在老家照顾重病的父亲,这次临时性回京,是因突然要搬家;而之所以要搬家,是因房东突然告诉我们要卖房子。

我来北京十年多,搬家十多次。前两年简单,独身一人,住过9个地方,其中5个在香山,而其中最后一处,住了十个多月,是个约20平米的开间,有自己的厨房和卫生间,算是不错了。房东出租了大大小小十几间房子,对我非常客气,见面就是笑脸,有求必应,甚至说“你们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可是,如同“人民公仆”随时会对主人翻脸,所谓“衣食父母”瞬间就啥也不是。2008年3月29日到30日半夜,我被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香山派出所三级公安机关传唤两个小时,之后房东立马变脸,说他的一个亲戚要来住,让我赶快搬走。后来房东领人来看房子,根据他们的对话,来人显然不是他的亲戚。

那年4月,老婆来到北京,准备去城里找工作。5月12日,汶川大地震那天,我们搬到城里。14点27分,一辆三轮车载着我和老婆及刚买的一组沙发经过一座桥上,对地震没有丝毫感觉,尽管北京有人声称感觉到了地震。“新居”住得我胆战心惊,因为恰逢奥运。还好不是最严格的管区,所以表面上安然过了几个月。后来为了老婆上班方便,我们搬到另一个地方。

这一处本来住得挺安稳,可第二年8月底,突然一个自称辖区派出所的电话打过来,说我的暂住证上的地址和该房房产证的地址不符。过了两天,一直对我非常热情的中介公司租赁部经理来,说:“不好意思,这家业主要卖房子,你们还是快点搬走吧。”9月初,我们搬走的当天晚上,老婆说,租赁部经理悄悄告诉她,让我小心点。次日,我回去找中介办理事务,该经理悄悄对我说:“王哥,我们也是不得已,请你原谅,不过你也别弄那些事了,安心过日子吧。”看来这个租赁部经理了解到一点情况。还有,在我们搬走之前,有人来看房子,但显然是租,而不是买。事后我才想到,如同2008年3月是为了给奥运清场一样,这次是为了给中共建政60周年“大庆”清场,他们要逐个落实我们这些“重点人口”的具体情况。

再一个新住处是国企家属院,独楼独院。住了一年,房东对我们很满意。第二年,即2010年8月,合同到期前一个月,又续签。10月8日,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11日晚,老婆在下班途中突然给我打电话,说房东给她打电话称,派出所要找我。我一听顿时感到愤怒:他们干的简直是兽行!他们本来有我的电话,但有事竟不直接找我,非要通过房东找我老婆,故意给我制造压力。当天晚上,分局国保通知我被上岗。这次上岗连续62天,把老婆气坏了。2011年8月,房东告诉我老婆说,房子不再租给我们了。我打电话责问片警,由片警出面,房东才同意继续租给我们。2013年,房东说孩子准备上学,要搬回这里,不再租给我们。于是,我们搬离了这个连续住了四年的地方。搬家时还有个小插曲。老婆找了几个对我的背景一无所知的朋友过来帮忙,其中一人在楼下负责看车。我在楼上收拾东西,快搬完了,我下楼来到车前,那个看车的朋友说,刚才门口那个女的问他派出所是否知道。我立即明白了怎么回事,应该是门卫把他当成搬家公司的人了。事后我对警方很恼火地说:你们派门卫盯着我,我管不着,但连我搬家门卫都要问派出所是否知道,你们是不是太过分?警方声称:应该是误会,这种事以后不会再发生。

我们搬到另一个派出所辖区,但只住了一年,因为冬天暖气不热,老婆颈椎病犯了几次,被迫买了个电暖气,但还是太冷。这次,警方没骚扰房东和我的家人。

前年,我们搬到现在这个地方,又换了个派出所辖区。两年来,房东和家人没受到警方骚扰。但是,房东突然说要卖房子,并说优先卖给我们。我们哪里买得起,接近三百万呢。于是,我只得回北京,准备搬家。

那天过天桥,去马路对面坐公交。这是第一次步行走航天桥。上了一段桥,下到地面又上去,拐弯处突然看到一个穿保安服的中年男性和两个戴红袖箍的老太太站在桥上,心想北京最近又有啥事这么紧张。

于是想起去年7月9日我回到北京那天,一些人权活动人士被关押。我虽然也被问了问,但没大麻烦。我感到痛心的是,有胡石根这种坐牢多年的老资格民运人士和王全璋这种近些年来积极参与人权活动的新人,被抓了几十个。现在又是709一周年,不知胡石根、王全璋等人在里面咋样了?

我跟胡石根老师最后一次见面,是前年11月19日。那天晚上,我们四人一起吃晚饭,突然妹妹打来电话,说了父亲的检查结果,我顿时心里乱了套。胡老师感叹说:原来你爸只比我大6岁,这么年轻,应该好好治疗。去年7月9日我在离开北京接近8个月后第一次返回北京,恰逢709事件,没机会见到胡老师了。

我跟王全璋是山东老乡,五莲县跟莒南县中间只隔着一个莒县,离得很近。他还在山东时我就在网上接触过,他来北京后见过几次面。他在读大学时就参与过人权活动,到现在也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只是他前期低调,少有人知道,近几年在北京当律师,名气慢慢大起来。但我想不到,他这么快被抓,而且闹得动静这么大。

还有,四川遂宁的陈兵被抓了。双胞胎兄弟俩都坐牢,他们的母亲去世不到一个月。你能想象,他们的家人会是怎样的心情?

还有,好多好多的人,无辜,却被关进大牢……

此次,我们被迫搬家,只得再找“新居”。老婆在同一座楼看中了一套房子,但房租比上家贵了一千多。老婆嘟囔着早该借钱买房子,我装作没听见。

周五晚上,新房东通知我们去签合同。这家装修好一些,怪不得贵。周六下午,我们开始搬。丈母娘在老房子收拾,老婆在新房子收拾,我负责搬运。

这座楼是塔楼,每层住着不少户,对角线有几十米,新旧房子正好接近对角线两端,但拉着小拖车进出电梯搬东西倒也没觉得累。头几趟用心数着趟数,后来每搬完一趟就在手机上记一个数。到晚上,搬了31趟。周日继续搬,达60趟。周一上午又搬了5趟。不算空手,总计搬运65趟。此外老婆和丈母娘加起来搬了有10趟,别人过来帮忙搬了有5趟。这样算起来,总计约80趟——没想到这么多。晚上老房东来结账,中介也来了,是卖房子的。这家房东没骗我们,跟我们这两年相处得还不错,好聚好散。周一这天,终于明显感到累,下午呼呼睡了一大觉。

然后天天在家收拾。

明天,又要回老家了,继续陪父亲看病。

补记:

7月14日晚,我在火车上听说陈卫陈兵的弟弟陈冬病逝,忍痛在推特上发了个讣告:“四川遂宁陈卫、陈兵的弟弟、华为硬件部开发专家陈冬,今晚10:30因心脏病去世。不到一个月前陈母去世,现在陈卫、陈兵坐牢,陈氏一门连遭惨祸。”15日下午,惊闻胡石根被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提起公诉。

2016年7月11日-13日初稿于北京,18日修改于山东莒南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第188期 2016年7月22日—8月4日)2016年7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