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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金波:魔鬼的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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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北京申奥,我正在上大学,那天晚上,华东地质学院有很多学生对结果破口大骂,唯有我是个例外,兴高采烈了半天——我一直认为六四屠殺后中国不配举办象征和平的奥运会。但1993年的申奥跟我没有一毛钱关系。奥运与我最初的关系,是在我始料未及的情况下建立的。

2000年12月27日或28日,我正在山东莒南老家那座有着100多年历史的祖居老房的厨房跟父母一起吃晚饭,平时一个月响不了几次的电话分机吱吱尖叫起来。是胡江霞打来的。她说准备发一封公开信,呼吁国际社会释放王有才,问我是否愿意参加,并再联系几个朋友。我答应了。我是1999年4月在杭州认识王有才的妻子胡江霞的。王有才因1998年发起成立中国民主党而被判刑11年,当时正在坐牢。像呼吁释放政治犯这样的签名,当时对我来说是很积极参加的。我打电话征得几个山东朋友的同意,他们是:姜福桢、牟传珩、燕鹏、张铭山、申贵军、邵凌才(当时误写为“邵凌财”)。按当时民运界流行的一个习惯,我作为这次签名的山东地区的组织者,把我的名字放在最末(赵常青后来把这种习惯延续到2013年)。公开信发表后,我通过《大参考》看到其全文,里面提到国际奥委会,但我没意识到这将会对我产生多少影响。

2001年1月21日,我被莒南县公安局十字路镇西派出所传唤,警方问我是否在北美自由论坛给王有才签名呼吁,就是针对这事。我没听说过北美自由论坛,所以不可能在上面给王有才签名。那个签名,应该是被别人转到北美自由论坛的。由于这次传唤是山东警方对我态度最为恶劣的一次,所以我写了篇短文介绍这次传唤经过,发在当天的《大参考》,后来又被洪哲胜先生发在《民主论坛》。

2月8日我到西安,没过几天就发现警方四处找我。我被迫于18日回到青岛,两天后在网吧被抓,并立即被接回莒南。在一个小旅馆住了三天后,我被带到莒南县公安局政保科(即后来的国保大队)办公室。其他人都出去,剩下科长卢修田一人,严肃地对我说了几句话,还没切入正题,突然门被推开,临沂市公安局政保科(即后来的国保支队)警察侯献合(现任中共临沂市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进来装作恰好碰见我,说要带我去吃饭。吃完晚饭,我被送回家里。卢四清告诉我美国国务院已关注我因致信国际奥委会而被拘捕的消息,可能是导致我很快被释放的原因。在这前后,有其他参与签名的异议人士被警方传唤,其中杭州的单称峰被劳教两年。

两会结束的当天(3月15日),我离开老家去了江苏,直到5月初返回家中。5月9日我被莒南县公安局治安警察大队以“侮辱人民警察,影响很坏”的罪名行政拘留15天,证据就是北美自由论坛的那个签名。我在拘留所绝食抗议。行政拘留期满后的5月24日,我被直接转到莒南县看守所刑事拘留,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看守所晚上一般能看会儿电视,通常是六点半的山东新闻联播和随后的央视新闻联播。当时电视上有很多北京申奥的报道。1998年北京开始申办2008年奥运会后,到2000年逐渐成为媒体热点,海内外异议人士纷纷发表评论,大多对中国举办奥运持保留态度,甚至有的海外异议人士直接组织活动反对北京申奥。我一直没卷入这些活动,直到胡江霞发起28人签名。在看守所,有在押人员问我看法,我说,虽然我内心不希望北京成功,但显然北京肯定会成功。这是无奈的现实,除了接受别无选择。

2001年7月13日,北京申奥成功。15日是星期天,下雨,临沂市检察院派人到莒南县看守所给我送来临沂市公安局对我的起诉意见书,签署日期是头一天即14日。

这是14年前发生的事情。14年来,我一直对此百思不得其解:当局为什么那么迫不及待,在北京申奥成功的次日,还是周末,就加班加点写好起诉意见书?这还不算,又赶在星期天,冒着雨,到看守所送给我?它这是急于报复北京申奥的不和谐声音吗?它这是急于展示它曾造成几千万民众无辜死亡却没有任何忏悔的专政铁拳吗?它这是急于表达屠杀北京成千上万民众后一如既往的嗜血本性吗?在街头的鲜血仍未干涸、孤苦的亡灵仍游荡在上空的北京,这样的奥运是彰显和平精神,还是给嗜血魔鬼涂脂抹粉?

我对北京奥运的反感日甚一日。以至于,2006年我到北京生活后,阴影一直伴随着我。2008年7月表弟到北京见我,说刚去看了鸟巢,问我去过没有,我摇头。是的,我知道鸟巢的位置,但我一直尽量远离那个地方,因为恐惧,因为憎恶。

2008年3月29日深夜11点,我被北京的市局、分局和派出所三级警方联合传唤,次日1点获释。事后得知,那是一次全国性大排查,即在奥运前摸清每一个“重点人口”的具体情况。这是我到北京近两年第一次被警方传唤,竟是因为奥运。这还没完。在奥运开幕前5天,2008年8月3日,山东省临沂市公安局国保支队支队长又到北京请我吃饭,还是为了奥运。奥运期间,北京城内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或许应该有人专门盯着我这种所谓“重点人口”,所以我小心翼翼远离奥运“要地”,很怕突然有一群人冲过来把我塞到警车押到大牢。后来直到奥运结束两个月,我第一次走近鸟巢,那种莫名其妙的疏远感,使我很快逃离。是的,我不喜欢鸟巢,这种感觉至今挥之不去。

魔鬼的盛宴。这是我对北京举办奥运的内心感受。不管是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还是2022年北京-张家口冬季奥运会,只要那个政权嗜血的本性不变,就绝不会给我带来一丝快乐,只会带来无穷的恐惧和憎恶。

2015年7月31日19时于北京

《纵览中国》首发

王金波:是可忍,孰不可忍——晒晒吴弘达的险恶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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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可忍,孰不可忍——晒晒吴弘达的险恶用心

王金波

前天(25日)无意中听说吴弘达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我,很是吃惊。但太忙,次日(26日)才有空在网上搜到这篇文章(《给王菁的公开信(三)》,以下简称吴文),匆匆扫了眼跟我有关的段落,发觉吴弘达居然在歪曲事实、混淆视听、造谣惑众。直到现在我才有空坐下写这篇短文以正视听。

一、我申请雅虎人权基金的经过

首先,吴文首次公开提及我曾“获批劳改基金会的人权资助”,但却通篇未提雅虎人权基金,继而借此模糊焦点、混淆视听。以下我先扼要介绍一下事情的原委。

2008年1月1日雅虎人权基金成立后,尽管有朋友劝我申请,但被我婉拒。因为2001年5月我被拘捕后,当局没能从我身上得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因为我面对提审做到了接近“零口供”),只得仅拿我1998年参加中国民主党筹组的事来“定罪”。所以,我的判决书没有提及我在海外发表的文章。而我基于认为雅虎人权基金关注的重点是言论自由,所以没打算申请。

但2008年4月,一个外地律师来北京告诉我,雅虎人权基金已给国内一些政治受害者提供资助,让我也申请。我说出不打算申请的理由,他却说国内已有多人申请成功,很多人也如我一样,并非名义上的言论自由案,只要是政治犯都可申请。

我被这个律师说动了心,于是征求刘晓波的意见。刘晓波说你们是受害者、雅虎是作恶者,你们获得赔偿天经地义,并建议我申请两万美元,介绍我找廖天琪具体办理。

5月,我通过廖天琪向雅虎人权基金递交申请。8月,署名(后知是化名)史毅平的雅虎人权基金工作人员来信告知,我被批准四千美元资助。几天后我收到其中的两千美元。

2009年8月,我给史毅平去信,希望得到剩余两千美元资助。经多次催促,2010年6月,史毅平寄来一千美元。

二、雅虎人权基金工作人员的逻辑令人惊讶

我是2006年4月初离开山东老家到北京生活的,此后接近两年,北京警方没直接找我。2008年3月29日,北京的市局、区分局、派出所三级警方联合传唤我,其间用90%以上的时间诋毁刘晓波。5月5日,分局警方约我在一个茶馆喝茶。几天后我搬离该区,此后接近两年半北京警方没直接找我,直到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2010年10月11日,我因撰文支持刘晓波,并替刘霞公布刘晓波对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态度,而被北京警方非法拘禁62天至12月12日。2011年2月22日至3月15日我又被连续非法拘禁21天。此后几个月我被多次骚扰和短暂拘禁。这给我的私人生活带来极大干扰。

2010年8月31日,朋友帮我开通独立博客(wangjinbo.org)。在我被非法拘禁前后的一段时间,我集中几次在博客上传大量文章,包括我自己写的文章、刘晓波的一千多篇文章,后来又在网上搜集我坐牢期间提及我的文章。其中,因《大参考》比较全面地刊登了我坐牢期间的有关报道,我把在该网站以“王金波”为关键词搜索的结果全部上传到博客。

2011年11月,我致信史毅平,希望获得剩余一千美元资助。由于没得到回复,我于12月和次年1月又两次去信。2012年3月,史毅平终于给我回信,但信的内容却让我大吃一惊。

该信声称,有读者提醒他们注意,我于2011年2月26日在“王金波的独立博客”上贴出一篇2004年的旧文,我“也是这篇文章当年的签名人之一。该文章对吴弘达极尽污蔑、诽谤之能事,颠倒黑白,无中生有”。既然我“是该文章的签名人”,且又旧文重贴,我“肯定是认同该文章的理念,支持该文章的‘要求’的。”

该信还说,雅虎人权基金旨在帮助中国的互联网审查制度的受害者及其家属度过经济难关,从而推进中国的民主事业,我“一边享受着雅虎人权基金的资助,一边对该基金的提供者和管理者口出恶言,肆意诽谤”,这在我“个人当属于忘恩负义,道德败坏”;在他们则是“审批疏漏,以至于出资‘怂恿’内耗,自掘民主力量的坟墓”。

该信最后称,职是之故,他们决定终止对我的资助,亦不会再受理我提出的其他申请。

我在两个多小时后看到此信,立即回复。

我在信中表示,首先感谢贵基金对我曾经提供的三千美元的资助。其次,我对你们的逻辑感到惊讶。大约一年前我在网上收集了一些提及我的名字的旧文章放在我的博客,不论这些文章对我是批评还是赞扬。比如2001年王小宁对我的文章的批评,很明显我不赞同他的观点,并且专门写文章对他进行反批评,但我还是把他的文章也放上去了(http://wangjinbo.org/archives/4397)。基于同样的考虑,我也没有特别留意我贴的文章对别人是批评还是赞扬。

我接着说,你们提及的那篇批评吴弘达先生的文章发表于2003-2004年,我于2001-2005年系狱,怎么可能成为该文的签名人之一?我的亲人连吴弘达先生的名字也没听说过。你们终止对我的资助,那是你们的权力,我也不再向你们继续提出申请。但我不会接受你们对我的评价,并且保留对你们进行反批评的权利。

最后,我在信中提出,我和刘贤斌有几篇曾在劳改基金会主办的《观察》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至今没有兑付稿费,请吴弘达先生查一下账目,补发给我们稿费。

其中有我的两篇文章。一篇是我写的《中秋忆师涛》(http://guancha.org/info/artshow.asp?ID=36538),另一篇是我父亲口述、我整理的《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同龄人的民间记忆(一)》(http://guancha.org/info/artshow.asp?ID=55348)。

另三篇是刘贤斌委托我找个有稿费的地方首发他的1999年判决书和狱中书信集,我当时首先想到的就是劳改基金会主办的《观察》(http://guancha.org/info/artshow.asp?ID=64721;http://guancha.org/info/artshow.asp?ID=65073; http://guancha.org/info/artshow.asp?ID=65413)。

第二天,我又给史毅平去信表示,我仔细看了他说的那篇文章,确实我不能认同该文对吴弘达先生的评价。2011年2月26日我一共上传大约38篇文章,这些文章我都没仔细看,甚至多数文章我连看也没看。这是我的疏忽,所以已删除他提及的涉及吴弘达先生的那篇文章。但是,我仍希望贵基金能认真回答我的问题。并且,我绝不会接受贵基金对我的评价。而正是你们的这个错误评价,才是你们真正的“疏漏”之一。

三、雅虎人权基金工作人员的指责不能成立

我必须指出,史毅平对我的指责,是不能成立的。

首先,我不可能参加那样一个签名,而我家人也完全不知情。因此,史毅平指责我是当年的签名人,违背常识,毫无道理。

其次,那个签名的组织者已解释得清清楚楚,“有的人受到压力和个别家属婉拒签名。很多人无法联系”,“定有大量遗漏和个别不确”,“在通告内容上定然粗简。被批评者、捣乱者很可能会利用操作的遗漏、疏忽和粗简做文章。”因此我的名字虽被列上,但仅凭逻辑就不能排除组织者并未征得我家人同意的可能——事实正是如此。

再次,正如我在信中所说,我的博客转载了王小宁批评我的文章,尽管我不赞同他的观点。我认为,一个胸怀宽广坦荡的人,不可能害怕别人的批评。所以,如果吴弘达管理雅虎人权基金的目的真是为了推进中国的人权民主进步,就不应仅仅因为我的博客转载批评吴弘达的文章而认定我“口出恶言,肆意诽谤”,“忘恩负义,道德败坏”,并以此为借口拒绝向我提供雅虎人权基金已审核通过的资助。

最后,雅虎人权基金章程中是否有“接受资助者不得批评吴弘达”或“不得传播批评吴弘达的言论”的规定?如果有,请雅虎解释原因,因为这不符合人权的普适原则。如果没有,就只能是吴弘达违背雅虎人权基金章程,假公济私,歪曲雅虎初衷,理应退出雅虎人权基金管理。

此外,我和刘贤斌在吴弘达掌控的《观察》发表的五篇文章的稿费,至今吴弘达及其掌控的基金会没有给出任何说法,我有理由怀疑这五篇文章的稿费已被吴弘达贪污。

四、当时我对那篇批评吴弘达的文章的态度

那么,史毅平提及的那篇文章的内容到底是什么?这篇题为《调查美国对中国民运援助的公平性,应该首先调查吴弘达 Harry Wu——吴弘达不代表中国民运的政治经济利益,缺乏获得大额援助的权威合法性》的文章在《大参考》的网址是(http://www.bignews.org/20040209.txt),转载于2004年2月。

由于我认为吴弘达确实曾对中国人权进步做出一些贡献,包括对国内部分政治异议人士提供了一些帮助,所以,我并不完全认同此文对吴弘达的评价。而且,此文的措辞之激烈,也不符合我的习惯。如果当时我已出狱,不会参加这个签名。

因此,在2012年3月我和史毅平互通3个邮件后,尽管我再没收到雅虎人权基金的任何回信,也没收到我和刘贤斌的稿费,但我将此事搁置,未再跟进。

五、我为什么骂吴弘达为“老畜生”

然而后来,我却无意中听到很多吴弘达专横跋扈,贪污公款,甚至多次性侵多名女性的传言。尤其是2014年2月北京一次聚餐,听闻一个政治受害者年仅15岁的女儿被吴弘达猥亵后,我当即怒不可遏,直斥吴弘达为“老畜生”。

据我坐牢了解,在普通刑事犯中,强奸犯的地位几乎最低,普遍被其他犯人看不起。如果受害人未成年,强奸犯经常被其他犯人骂为“畜生”。而放大至整个中国民间社会的传统,强奸历来被称为“兽行”,即“畜生的行为”。吴弘达年近八旬,性侵的对象是多个女性,且其中多人未成年,依传统称他为“老畜生”实不为过,也不违反中国任何法律。

更何况,王菁是我好朋友的妻子,几个孩子是我生死之交铁哥们的骨肉!其中王菁的孩子两岁时我就见过,另一个受害人只有几个月大时我就住过她家。可以说,我与这几个孩子虽无血缘关系,但把她们看成是精神上的骨肉。所以我对吴弘达的兽行怒不可遏,“老畜生”的骂辞脱口而出!

也就是说,我骂吴弘达为“老畜生”,完全是在听闻他的兽行之后,而跟雅虎人权基金毫无关系。

六、吴弘达继续作恶

吴弘达在其文章中极尽歪曲事实、混淆视听、造谣惑众之能事。下面几点是我的驳斥。

1、吴文声称我“获批劳改基金会的人权资助”,通篇未提雅虎人权基金。

虽然雅虎人权基金是雅虎公司和劳改基金会共同创建的,且劳改基金会是雅虎人权基金的执行机构,但雅虎人权基金不同于劳改基金会其他项目。劳改基金会声称:“雅虎人权基金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因在互联网上发表言论而遭受迫害的个人及家属提供人道救济和法律援助。”因此,人道救济和法律援助是雅虎人权基金的首要用途,而我,完全符合条件。此外,我在申请材料中全部写明是向雅虎人权基金申请,而非劳改基金会。

吴文通篇不提雅虎人权基金,是企图造成我申请的人权资助可能并非来自雅虎人权基金的假象,让读者误以为是吴弘达的“格外开恩”,从而加强我“忘恩负义”的印象。吴弘达险恶用心昭然若揭。

2、吴文称,“2012年3月,王金波称因为帮助刘晓波的夫人刘霞而受到迫害,再次提请人道援助款”。

首先,2012年3月我没有主动给雅虎人权基金写信。在2011年11月、12月和2012年1月三次写信均石沉大海后,我突然于2012年3月接到史毅平来信,然后我回了两封信。因此,吴弘达上述说法为造谣。

其次,读者很容易被误导为这是一次新的申请——我在获得两次共计三千美元的人道救助后尝到甜头,继续贪得无厌索取新的救助!

事实如何,我在前面已解释得清清楚楚:不仅不是我贪得无厌,反而是吴弘达公器私用,根据个人好恶任意改变原本已审核通过、并早该发出的资助事项及款额,然后以莫须有的托词掩饰其出尔反尔的恶行。

吴弘达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

3、吴文称,“……但他说自己没仔细看,是转贴别人的文章,并说这是我们的’疏忽’”。

根据吴文的表述,读者很容易形成如下印象:

首先,我认为雅虎人权基金“疏忽”的是我转贴那篇文章。其次,我承认这样一个逻辑:我转贴了那样的文章,就不应获得雅虎人权基金的资助。再次,但雅虎人权基金已经给了我资助,而不打算收回,那是他们大度,对我“法外施恩”。最后,我摆出一副流氓嘴脸:谁让你们给我的,活该。

事实如何呢?

我在给史毅平的最后一封信说得很清楚,我认为“正是你们的这个错误评价,才是你们真正的’疏漏’之一。”

首先,我说的是雅虎人权基金“疏漏”,而非“疏忽”。其次,我完全不承认雅虎人权基金对我的评价,既包括不承认我因转贴那篇文章而不应获得雅虎人权基金的资助,也包括雅虎人权基金工作人员对我的种种否定性、甚至侮辱性评价。第三,雅虎人权基金的工作有疏漏,其中之一就是对我作出上述罔顾事实的评价。

因此,吴弘达险恶用心昭然若揭。

4、吴文将我保留对雅虎人权基金进行反批评的权利,歪曲为我因吴弘达性侵女性而对他的愤怒之言。

前面已说过,2012年3月我向雅虎人权基金工作人员表示保留反批评的权利后,并没立即行使这项权利,而是将此事搁置,未再跟进。原因是,我当时尚不了解吴弘达其他方面的卑鄙行径,而只要雅虎人权基金继续帮助国内政治受害者,我宁愿将委屈咽进肚子。即使是2014年2月听闻吴弘达性侵15岁少女的恶行,我也没在任何公开场合提及吴弘达。直到前不久吴弘达的种种恶行曝光,我在震惊之余才在推特上公开谈及吴弘达,包括斥其为“老畜生”。

我骂吴弘达为“老畜生”完全是缘于他的兽行,与雅虎人权基金毫无关系,吴弘达将这两件完全不相干的事扯在一起,其险恶用心昭然若揭。

5、吴文声称,“听人说,王金波很怕别人知道他拿过劳改基金会的资助款一事。”

我不敢说我有多高尚,但我自信从上学到工作、再到坐牢,不论异议圈里还是圈外,越是熟悉我的人,越是相信我的人品——监狱里黑社会背景的犯人除外。换句话说,我做过的任何事,都是不怕阳光的——甚至我认为,晒晒更健康。

不过,由于我从事的是中国国内的人权和政治异议活动,我不但必须对别人的安全负责,而且必须将我自己的某些行为保持低调。比如2001年我被捕后,因对办案人员采取极大的蔑视和不配合,拒绝说出跟其他朋友的交往情况,竟被在判决书中写进“犯罪心理顽固”的定性。再比如从2005年底起,我已近10年没接受过媒体采访。

所以出狱后,我既注意保护其他朋友不被我连累,也刻意让自己低调行事,尽量避免成为媒体焦点。我成功申请雅虎人权基金后,并没有害怕告诉别人,而是相反,劝说不下十个政治受害者也去申请。但是,我从不在公开场合谈及,为的是既要保护国内人士,也不愿借助媒体施压雅虎人权基金的正常工作。

吴弘达如此公然造谣,大概是觉得我不敢公开回应吧?若我不公开回应,必定有更多人被他的谣言迷惑,从而真相被遮蔽,危害更多人。所以,不管有没有危险,也不管危险有多大,我毫不犹豫做出选择:公开我申请雅虎人权基金的全部过程,揭穿吴弘达的谎言及蓄意对国内政治受害者落井下石的卑鄙行径。

吴弘达摸透国内严峻政治局势下政治受害者的心理活动,利用“拿人手短”的传统思维习惯,逼迫国内一些接受过雅虎人权基金或劳改基金会资助的政治受害者在明知其罪行累累的情况下,不敢对他公开声讨,甚至噤若寒蝉。吴弘达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

6、吴弘达擅自披露我申请雅虎人权基金的行为已违反该基金规定。

据劳改基金会介绍,“为给申请人提供明确的咨询,为确保基金发放的透明和公正,劳改基金会近期将在网站(www.laogai.org)刊登《雅虎人权基金申请细则》,及相关消息,敬请拟申请者留意。为受资助者的安全考虑,我们不会把受资助者的具体信息公布于众。”虽然我在网上没有搜索到《雅虎人权基金申请细则》的具体条文,但这种细则理应存在,且有“不会把受资助者的具体信息公布于众”的具体规定。

除雅虎人权基金的三千美元,我没有申请过、也没有得到过跟吴弘达和劳改基金会有关的一分钱(反而是他们欠我稿费)。吴文虽然通篇未提雅虎人权基金,但声称我“拿着劳改基金会人权基金的资助”,因此实际已把我作为雅虎人权基金受资助者的具体信息公布于众。这样,吴弘达和劳改基金会、雅虎人权基金已违反其承诺和细则。

此外,我怀疑吴弘达的上述行为已触犯美国法律。

因此,我保留追究吴弘达、劳改基金会和雅虎人权基金法律责任的权利。

补记:吴弘达还能猖獗多久?

吴弘达已被王菁等人提起控告,除此之外,他尚涉及有多起其他被控案件。尽管诉讼程序尚需时日,但我相信,吴弘达猖獗的日子快要到头了。

2015年4月27日初稿,4月29日-5月4日修改,山东莒南

附:吴弘达《给王菁的公开信(三)》中谈及我的部分:

我不认识谁是王金波,但是他送过材料来申请人道援助,我们审核了他的材料,我认为他该得到补偿。王金波于2008年获批劳改基金会的人权资助,并于2008年8月、2010年6月两次拿到共3000美元人道援助款,是较早接受资助的国内异议人士(民主党人)之一。2012年3月,王金波称因为帮助刘晓波的夫人刘霞而受到迫害,再次提请人道援助款,不过,这时候我们得到信息,说王金波在2011年2月26日“王金波的独立博客”上贴出一篇诽谤劳改基金会和我的文章。劳改基金会证实后去信质问他,他回答确有其事,但他说自己没仔细看,是转贴别人的文章,并说这是我们的“疏忽”,于是劳改基金会没有给他这笔申请款。这是几年前的事情。当时处理这笔援助款的同事说,那篇文章的标题就是诽谤性的,王金波怎么会如此“不仔细”呢?王金波一边拿着劳改基金会人权基金的资助,一边对基金会和管理者肆意诽谤,着实令人匪夷所思。王金波后来回信说“保留对你们进行反批评的权利”,现在他对我极尽咒骂之词,这是批评吗?听人说,王金波很怕别人知道他拿过劳改基金会的资助款一事。我实在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恶毒地辱骂我。(http://goo.gl/8ZcgBN)

中国政治犯关注2015年4月29日首发
http://cppc1989.blogspot.com/2015/04/blog-post_29.html

王金波:我与浦志强的一面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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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不清什么时候第一次听说浦志强的名字,反正2005年我出狱时,浦志强已名满天下。2006年我来北京前,“浦志强”这三个字,在我跟朋友交流时,已从我的嘴里说出过N次。

但我天生没有攀附名人的癖好。比如我来北京前告诉杨宽兴,我在北京最希望结识的两位前辈是刘晓波和江棋生,我对他俩神往已久。但直到我来北京1年零3个月后,在一个饭局偶遇他俩,此前我并没主动要求别人带我去拜见他们。而我跟浦志强第一次见面,更是在我来北京8年多后。

其实早在2008年3月22日,即我被北京市公安局第一次传唤前一周,我已跟浦志强有过一次接触。当时刘晓波和王力雄等人发起关于西藏局势声明的签名,我虽没参加,但受刘晓波委托征集了几个签名。我在MSN上看到浦志强上线(此前没聊过),报上我的姓名,问他可否参加签名。浦志强显然不知我是何方神圣,过了会儿告诉我:“谢谢你告诉我这件事,我刚才直接跟晓波说了,让他给我签上。”

此后我们大概还用手机短信联系过一两次,是生日祝福和拜年之类的礼节性往来。

2014年我曾用过几个月的微信。4月7日,我跟浦志强互相加了微信,他立即给我发了语音留言:“金波,好多年不见了,你好吗,我浦志强。”我因几乎不使用微信,且微信设置为静音,所以过了几个小时才看到。浦志强记错了,我跟他不是“好多年不见了”,而是从未见过。我想了想,给他发了“浦兄好!”几个模棱两可的字。大概是他见我回复不及时且懒语,没再回复。

然后,不到一个月之后的5月3日下午,当我气喘吁吁敲开郝建老师家门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浦志强那高大的身影。我说我是王金波,前不久刚互相加了微信。浦志强立即跟我握手,帮我把农夫山泉拖进屋。

在这个本来就不大的房间里,浦志强简直给人头碰屋顶的感觉。我想那一刻如果天塌下来,我一定庆幸有浦志强在身边,因为他能顶着天而使大家不被砸着。

欧阳小戎说过:浦志强是高富帅,加上有思想。不过,浦志强在这里给我印象更深的是一个憨厚的傻大个,他那棱角分明的国字脸,尽显“哈儿”本色。

我跟他没再有过多语言交流。按照他的说法,25年了,该说的都说了。是啊,小孩子都明白的道理嘛。但皇帝不允许别人说他没穿新衣,所以总有不识相的傻孩子说出简单的事实。浦志强就是这些傻孩子中的一个。

第二天,这个傻孩子的傻行为,就收获了结果:坐牢。

而巧得很,第三天即5月5日,我大娘(伯母)去世,6日天刚亮我就往山东老家赶,9日一早才回北京,当天下午北京警方找了我。当时给我的感觉:浦志强等5人是要被兴师问罪了。

不过,我明确告诉警方:十几个人在私人住宅举行学术研讨会,在没有噪音扰民的情况下,不可能“寻衅滋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我让警方举出类似“寻衅滋事”的例子,警方立即转移话题。

权力者的做贼心虚很快得到验证:一个月后徐友渔、郝建、胡石根、刘荻4人以取保候审的名义获释;惟独浦志强仍关在大牢,但后来在浦志强的起诉书上,“五三研讨会”不见了踪影。这场滑稽戏明确地阐释了中国当下一个浅显的权力运行规则:“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官方喉舌《环球时报》称浦志强“在被刑拘前参加了一个上世纪‘八九政治风波’的所谓‘纪念聚会’,我们不知道那件事的细节和它与浦被刑拘之间的联系,但明眼人一看就清楚,那样的活动在中国是被禁止的,它显然就压在法律的红线上。”

浦志强不是压了法律的红线,而是戳到了权力者的痛处。25年来,浦志强从没放弃对理想、信念的坚持。同时,他以体制外身份获得了即使是体制内也很难企及的巨大成功。所有这一切,终于让权力者痛下杀手。

浦志强已被权力者以权力的名义指控有罪,但我相信,历史最终会宣判:浦志强无罪。

2014年6月17日动笔于北京,2015年1月30日完稿于山东莒南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49期  2015年1月23日—2015年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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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金波:徐才厚将被判刑,周永康在劫难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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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大跌眼镜的是,10月23日闭幕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和10月25日举行的中共十八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均未提及周永康、徐才厚两只“大老虎”。于是有分析认为习近平、王岐山“打大老虎”受挫,周、徐很可能只是党内处理,不会追究刑事责任。还有人说江泽民也对习、王施加压力,不要再继续追究周、徐的责任。但出乎意料,10月28日新华社公布了27日军事检察院将徐才厚移送审查起诉的消息。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迹象表明,周永康也是铁定要判刑的。

陈希同、陈良宇、薄熙来三个先例

陈希同、陈良宇、薄熙来三人均是在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时落马。

陈希同1995年4月因王宝森自杀而“引咎辞职”。当年9月的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仍称陈希同为“同志”,决定“撤销他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职务,……鉴于他在经济等方面的问题有些还没有完全查清,决定对他的问题继续进行审查。”1996年10月的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没有提及陈希同。1997年8月中纪委“决定并报中央批准,开除陈希同党籍”。十几天后的中共十四届七中全会(1997年9月),也即中共十五大前的最后一次中央全会,才“审议通过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陈希同问题的审查报告”。由此,陈希同案才有结论,下一步“移交司法机关”并判刑。

陈良宇首先由政治局常委会于2006年8月作出由中纪委对其初核的决定。9月,政治局决定免去陈良宇职务,“由中央纪委对陈良宇涉嫌严重违纪问题立案检查”。2007年7月政治局将陈良宇开除党籍,并“对陈良宇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10月,中共十六届七中全会确认政治局此前作出的给予陈良宇开除党籍的处分。

薄熙来2012年3月由政治局免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4月免去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并由中纪委立案调查。9月政治局将其开除党籍并移送司法机关,并由11月的中共十七届七中全会确认。

陈希同和陈良宇分别在落马的第三年和第二年被开除党籍,那是因为他俩已是“死老虎”,且无其他因素需尽快结案。而薄熙来案则充满变数,所以半年后,赶在中共十八大前夕即开除党籍并移送司法机关。

徐才厚的处理方法遵循不同模式

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后,徐才厚卸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2013年3月卸任国家中央军委副主席,理论上成为一名普通党员。2014年3月,徐才厚被中纪委正式立案调查,但未对外公布。6月,党内调查结束,政治局对外宣布开除其党籍并移送军事检察机关。

显然,徐才厚的处理方式与陈希同、陈良宇、薄熙来明显不同。这是因为,徐才厚已退休。

2012年11月14日中共十八大修改过的中共党章第四十条规定:

“对党员的纪律处分,必须经过支部大会讨论决定,报党的基层委员会批准;如果涉及的问题比较重要或复杂,或给党员以开除党籍的处分,应分别不同情况,报县级或县级以上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审查批准。在特殊情况下,县级和县级以上各级党的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有权直接决定给党员以纪律处分。

对党的中央委员会和地方各级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给以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开除党籍的处分,必须由本人所在的委员会全体会议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决定。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先由中央政治局和地方各级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作出处理决定,待召开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对地方各级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的上述处分,必须经过上级党的委员会批准。

严重触犯刑律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由中央政治局决定开除其党籍;严重触犯刑律的地方各级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由同级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开除其党籍。”

因此,陈希同、陈良宇、薄熙来作为在职的中央委员,在判刑之前开除党籍必须由中央委员会决定,也即必须走中央全会的程序。而徐才厚退休后不再是中央委员,所以不用走中央全会的程序,政治局和中纪委直接作出决定即可。

周永康在劫难逃

周永康在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后即退休,理论上也只是一个普通党员,因此应跟徐才厚相似,不走中央全会的程序。

跟徐才厚不同的是,对周永康的立案审查由政治局在2014年7月对外公开宣布了。但是,以后的步骤应跟徐才厚相同,开除党籍并移送司法机关不需中央全会决定,而直接由政治局决定。

以上是从程序上讲的。至于从中共高层内斗等其他方面,周永康不判刑的可能也极小。

首先,中共高层及政治运行机制不容忍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令计划等“新四人帮”的政变阴谋,权力日益加强的习近平不容忍别人对他的地位进行挑战。邓小平时代以来中共政权的权力斗争不论如何腥风血雨,权力的交接必须遵循高层达成的协议进行,相比之下“新四人帮”的力量远远不够,修改规则的企图注定要失败。所谓江泽民等人同习近平在周、徐案上的分歧,恐怕更多是政敌释放的假消息。习本是江选定的人,他们不太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翻脸,至于习准备抓江的传闻更不靠谱。

其次,周、徐两个家族的腐败惊人,证据收集不会有太大困难,在铁证面前,反对查办周、徐反而有把自己拖下水的可能,这样的风险大概没几个人敢冒。而据媒体报道,中共已退休的前政治局常委无人给周、徐求情,则证实了这点。

再次,周、徐均出身寒门,父母均为农民。“红二代”以“少东家”自居,早就看不上周、徐这种“权、钱、名”全捞了的暴发户。为了继续控制父辈打下的天下,在腐败透顶的今天,需要抛出几个替罪羊收买民心,而周、徐的势力跟“红二代”相比仍差得远,以周、徐为祭品的代价不大,但效果却很好,“红二代”何乐而不为?

第四,“新四人帮”现在就差令计划还没抓,但其家人和关系密切的人逐个落网,明显是跟周永康类似的收网趋势,有多个报道称或许不出今年令计划就会落马。也就是说,“新四人帮”“一个都不能少”。

第五,习近平上台后一改过去几十年的平庸形象,其强势作派令世人大吃一惊,甚至有人称其目标是成为中国版“普京大帝”。习近平的最终目标是什么很难说,但他不会庸庸碌碌终其十年任期,恐怕是肯定的。从这个角度,他对打掉周、徐两只“大老虎”断没有半途而废的道理,甚至还有可能扯出新的“大老虎”。

就在今天(30日),几个中央级别的记者会再次确认周、徐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杨宇军的月度例行记者会发出徐才厚将会被判刑的明确信号。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罕见邀请境外媒体参加记者会,副部长郭业洲确认周永康在“依法依纪查处的过程中”,“到一定的时候,会向外界公布。”

而中共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姜伟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路透社记者时则回答了外界关于周永康为何没被四中全会提及的原因:“因为目前周永康不再担任中央领导职务,所以这次全会没有就他的问题作出相关的决定。”这跟本文前面的分析一致。而姜伟随后的一句话“关于周永康案件的查办,体现了我们党中央坚决惩治腐败的态度和决心”,则确认了周永康将被追究刑责。

因此,周永康这个昔日的“政法王”最终坐进大牢已差不多是板上钉钉的事,纵有再多变数,他也在劫难逃。

2014年10月30日于北京

出处:北京之春
整理:2014年11月3日

王金波:东华理工大学两任校长“前腐后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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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5月10日,中新网发布消息,南昌大学校长周文斌“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在接受组织调查”。在差1天就满1年后的2014年5月9日,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宣布东华理工大学校长刘庆成“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8月5日,新华网转发中国江西网的消息,刘庆成被正式免去东华理工大学校长职务。由于周文斌是由东华理工学院(东华理工大学前身)院长转任南昌大学校长的,而他在东华理工学院的继任者就是刘庆成,因此一个大学连续两任校长落马,可谓奇葩。

东华理工大学的历史沿革

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为称霸世界,急于制造原子弹,下令全国各地寻找铀矿。1956年,太谷地质学校在山西省太谷县成立,负责培养铀矿地质专业技术人才。1958年改名太原地质专科学校(本科)并迁至山西省太原市,1959年迁至江西省抚州市并改名抚州地质专科学校(本科)。而之所以迁至抚州,是因附近发现全国最大铀矿。1978年改名抚州地质学院,1982年改名华东地质学院,2002年改名东华理工学院,2007年改名东华理工大学。

东华理工大学的主管部门有过几次变化。1988年以前隶属核工业部。1988年核工业部改为中国核工业总公司,隶属能源部。1999年军工院校管理体制改革后,该校“由中国核工业总公司转属地省管理,实行江西省人民政府与国防科工委共建的管理体制,以江西省人民政府管理为主。”后来又有其他中央部门与江西省政府签订共建协议,但学校正式的主管部门已是江西省政府。

1991年-1995年,我就读于华东地质学院分析系(1993年改名应用化学系)工业分析专业,因此东华理工大学是我的母校。

两任校长“前腐后继”

1960年出生的周文斌,1982年毕业于华东地质学院地质系水文地质专业并留校任教,而比周文斌小1岁的刘庆成,同年毕业于勘查地球物理专业并留校任教。因此,两人应最迟相识于1982年。

周文斌在1988年和1996年分别拿到硕士和博士学位,1990年任系副主任,1994年任院长助理,1995年任副院长,年仅35岁。2001年,周文斌任改名后的东华理工学院院长。2002年,年仅42岁的周文斌调任江西省最高学府——南昌大学的校长,成为江西省历史上最年轻的大学校长。

刘庆成跟周文斌一样,也是在1996年拿到博士学位。他曾任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研究生处处长、院长助理,在2002年周文斌调走后以党委副书记、副院长身份主持行政工作,2004年扶正,直至落马。跟周文斌仅担任院长1年零9个月不同,刘庆成从主持工作到落马,长达11年半。

据《东方早报》报道,周文斌事发于南昌大学新校区基建贪腐问题。而据东华理工大学内部的消息,刘庆成也是因基建工程落马。因此,周文斌和刘庆成不仅先后主政东华理工大学,而且先后因腐败问题倒台,真是“前腐后继”。

党棍得势是大学的悲哀

东华理工大学现任党委书记徐跃进,我上学时曾打过交道。我在大一担任院团委机关刊物《大学时代》编辑室主任时,跟担任院团委书记的徐跃进有过一些例行公事的泛泛接触。后来他调任院保卫处处长兼派出所所长,1995年春,因一封匿名信再次接触我,并明确说记得我。这个事对我的影响深远,1999年我曾在《“六四”与我——“六四”10周年祭》中详细写过。是谁企图嫁祸于我,我百思不得其解。如果2001年莒南县公安局政治侦察大队大队长杜宣台所称的“王金波早在上大学的时候就被我们盯上了”属实,那么可以想见,徐跃进作为阴谋的实施者,对阴谋完全知情,甚至不排除他本人就是阴谋的制造者,因为毕竟他对学校的情况比其上级政治警察了解得多。

徐跃进比周文斌和刘庆成大几岁,出生于1958年。但他上大学晚,1984年才从华东地质学院放射性地球物理勘查专业毕业并留校工作。跟周文斌、刘庆成走学术路子不同,徐跃进走的是政工路子。据东华理工大学官网介绍,徐跃进“历任院团总支书记,院团委副书记、书记,院保卫处副处长、处长;1994年任院长助理,1995年任学院副院长”,“先后分管宣传、统战、工会、后勤、保卫、校办产业、学生教育管理、共青团、招生就业等工作。2012年7月起,任东华理工大学党委书记。长期从事思想政治、法律教学、公共事务、党务管理和研究工作。”徐跃进是抚州人,我上学时听说他父亲是当地高官,因此他能以政工干部的身份一步步爬上党委书记的位子,应该与此不无关系。新任校长柳和生比徐跃进小7岁,此前与东华理工大学及抚州素无渊源。周文斌、刘庆成的强势校长作派引起江西地方当局不满,徐跃进肯定会借机扩权。而权力欲很强的徐跃进对刘庆成倒台起到促进作用的嫌疑也不能排除,因为毕竟他是党委一把手。

东华理工大学现任副校长花明,1955年生,1978年毕业于江西大学政治系,分配到抚州地质学院任教,“历任党委宣传部干事、副部长、部长,党办院办主任、院长助理等职,2004年5月任东华理工学院副院长、党委委员。现任东华理工大学党委委员、副校长”。我上学时花明是党委宣传部部长。他干的最恶心的一件事,是刘明事件。1992年上半年,花明给地质系91级上政治课(“形势政策”之类的洗脑),课间休息时在教室后面的黑板上一片乱七八糟的涂鸦中发现“共产党”前面有“打倒”两字,下课后秘密调查,最后锁定湖南邵阳籍学生刘明,刘明被抓进看守所,关了一两个月后释放,被学校“勒令退学”。我同宿舍的同学、刘明的邵阳老乡邓爱云后来去过刘明家,刘明的父母说刘明回家住了一天,留了句话“我要去深圳”就走了,后来再没消息。

2010年6月抚州发洪水,温家宝视察东华理工大学灾民安置点,江西省委书记苏荣和刘庆成、花明等人陪同,刘庆成和花明的得意之情溢于言表,不亚于“表哥”杨达才。现在苏荣和刘庆成落马了,是不是也该查查花明了?

有周文斌和刘庆成这样的校长腐败,有徐跃进和花明这样的党棍得势,怎么可能不是东华理工大学的悲哀?

呼唤大学精神回归中国

东华理工大学只是中国当前大学教育的一个缩影。对当局来说,当前大学教育的主要功能一是洗脑,二是捞钱。洗脑自不必说,是极权体制的基本管理方式。而捞钱,则始于邓小平时代,尤其1990年代高校扩招和教育产业化后全面渗透中国所有大学。学生对知识的学习,在决策者眼里从来不是首要的,现在更甚,遑论大学精神——“平等的多元意识、理性的科学态度、自由的个性发展以及非功利的价值追求”(刘素卿)。

针对当前大学精神的沦丧,一些学者痛心疾首。肖雪慧说:“如果说当下中国大学病入膏肓,这个判断不为过。”“大学精神寓于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传统之中。这些传统使大学在拥有朝向未来的巨大发展潜力的同时,又得以在发展过程中保持稳定流向而能始终作为向社会提供最具独创性贡献的智力权威机构立身于世。”傅国涌说:“神圣的学府被权势的意志所强奸,求真、求知的本来目的被熏心的利欲所取代,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今日之大学与其说是学术的圣地,不如说是趋名逐利之处、藏污纳垢之所。惟利是图变成了中国大学的第一选择,追求真理几乎已成笑柄。自一百多年前中国有大学以来,我们现在所遭遇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精神危机,这一危机不单来自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权势力量对大学的全方位控制,而且来自普遍的逐利倾向对大学的全面渗透、侵蚀,你可以说道德沦丧是全社会普遍的问题,不独大学如此。”“今天,中国大学精神的缺席主要是工具主义放之四海而皆准所造成的严重恶果,如果教授只把自己的职业看作捞取世俗利益的手段,学生也把上学当作以后谋生的阶梯,校长只以当官晋升为荣,大学除了沦为职业训练所还会有其他的选择吗?”

何时大学精神才能回归中国?显然,只有当政治权力被挡在校园之外,教师和学生才能凭着独立、自由之精神在知识和精神的世界里驰骋和求索,大学教育才能回归独立、自治、学术自由的传统,大学精神才能回归中国。

2014年8月8日于北京

《纵览中国》首发,Tuesday,August 12,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