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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金波:请关注在山东省监狱受迫害的任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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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关注在山东省监狱受迫害的任自元

王金波

昨天(18日)13点半,武汉异议人士万里突然打来电话,说山东异议人士任自元的父亲任汝生可能已去世。他说,刚才给任汝生打电话,无人接听,过了会儿有人用任的手机打回来,自称是任自元的舅舅,说任汝生今天去世了,死因好像是冠心病和肺气肿。此人说的是山东方言,万里听不太明白。

万里和任自元2005年见过面。同年任自元入狱后,万里去任家见过任汝生,后来一直关注任自元的情况。今年2月12日(正月初三),万里又到任家,看到任汝生身体确实不适,不能工作。任家有三间房子,自住一间,出租两间,每间月租200元。任自元的母亲给别人当保姆,平时住在主人家里。万里留给任汝生1千元钱后,当晚离开邹城。时隔数日,万里听说任汝生突然去世,十分吃惊。

万里说,他立即把情况告诉了青岛异议人士陈青山。陈青山多年来也一直关注任自元,春节前给任汝生寄去1千元钱。我们三人均给任汝生手机打电话,一直不通。14点35分,我终于打通。接电话的是任自元的四舅司加芳。他证实任汝生因心、肺方面的疾病于中午11点多去世。他说已给山东省监狱打电话,但狱方拒绝任自元回家奔丧。

我于2002年2月21日至2005年5月23日在山东省监狱坐牢3年多,对山东省监狱折磨政治犯的情况有切身体会。入狱第一年,狱方对我还算照顾,虽给了我一个固定的岗位——习惯上叫“成本”,一监区的生产成本核算,但我基本没干活,也没人给我硬性派活。2003年夏,青岛异议人士牟传珩来此服刑,狱方使用各种技俩,防止我和牟传珩见面,而我,大多陷入他们设计好的圈套。他们默许、怂恿甚至操纵具有黑社会背景的犯人多次殴打我,后来这些犯人均获大幅减刑。2004年11月10日至26日,为抗议山东省监狱对我的迫害,我绝食16天,其间除正常饮水、吃几百克咸菜外,未进食任何食物。在这半个多月的时间里,狱方一直任由我绝食,其惨无人道可见一斑。此后狱方禁止了我同家人会见,直到我出狱。而就在我出狱当天,一监区副教导员刘宏利等人再次施诡计,趁我去办理出狱手续时,把我的几十万字的读书笔记和二审裁定书等物品偷走,用胶带封上纸箱,声称检查无违禁品,我回家后才发现上当。

任自元2006年到山东省监狱后,受到的虐待比我更严重。一是他曾被迫参加体力劳动,以致患上严重肺病。二是他最近5年竟只被允许会见一次家人。自2010年3月至今,任汝生多次探监均被狱方无理拒绝。三是任汝生给任自元存款和寄钱竟被多次拒绝。而我当时,虽然其他亲人和朋友探监和送东西被拒,但我父亲给我存款和寄钱并没受阻。而其他人士寄给任自元的钱,也被拒收。

跟任自元同属济宁市的曲阜异议人士薛明凯目前也在山东省监狱服刑,但情况不明。任自元开始曾在一监区服刑,后来调到六监区。而薛明凯,据说也在一监区。薛明凯和任自元分别是曲阜人和邹城人,正好分别是孔子和孟子的老乡。孔孟之乡的传统文化特别讲究给父母送葬。任汝生夫妇只有任自元一个孩子,按照习俗必须由任自元给任汝生送葬。但山东省监狱竟拒绝任自元回家奔丧,其人性的灭绝令人发指。

今天(19日)下午陈青山又来电话,说任自元的家人已决定明天给任汝生出殡,不再等任自元回家奔丧。同时陈青山告诉我,据任汝生去年到监狱打听到任自元被禁止会见的原因是,有次司法部的人来视察,其他犯人均按照狱方的要求对监狱大唱颂歌,唯有任自元说了些实话,惹恼狱方。

我在山东省监狱接受入监教育时得知,该监狱是全国11个“文明”监狱之一,全国各地来参观的特别多,平均每周一两次。而一监区是全监狱的“模范”监区,是狱方安排参观者参观的首选之地。每当有参观者来时,监狱会提前通知一监区,根据参观者的重要程度提前做好各种准备,比如卫生和被褥要立即整理好,所以参观者看到的肯定是假象。当时主管改造的副监狱长是齐晓光,一监区主管改造的是副教导员刘宏利。刘宏利本是技校毕业,分配到一监区当工人,巴结上当时的一监区教导员齐晓光,提干当了警察,后来提为副教导员。齐晓光现在当了监狱长。而刘宏利,现在是山东省监狱办公室主任,成了齐晓光的大管家。齐晓光的哥哥齐建中,现在是济南市副市长。任自元在齐晓光和刘宏利的发迹之地惹出这种“乱子”,受到如此严重的迫害也是符合逻辑的。

我给山东省监狱会见室打电话询问犯人可否回家给父亲奔丧,接电话的女警察说省监狱管理局统一规定不允许,已实行好几年。我给山东省监狱狱政科打电话,接电话的警察跟会见室女警察说法一致。我问有没有文件,他说这不用文件,就是一种规定。我说别的省可以,难道山东省委副书记吴爱英当了司法部长反而唯独不允许山东这样?这不合常理。他说要省监狱管理局批准才行。我给山东省监狱管理局狱政处打电话,问是否监狱管理局在全省做了统一规定。接电话的人说各个监狱自己会处理的。我说是否找找监狱的人,就可以办到,他还是说让各个监狱自己处理。我问有没有全省统一规定,他说不方便回答。

轮廓已基本呈现:首先,全国没有统一规定不许犯人回家给父母奔丧——此前不久有刘晓波和陈西回家给父母奔丧的例子。其次,山东省监狱管理局没有在全省做统一规定,具体由各个监狱自己掌握。第三,山东省监狱狱政科和会见室统一口径,谎称全省统一规定,但又不承认有正式文件。

由此,我认为,这是山东省监狱自己的土政策,而且这种土政策被冠以“上级统一规定”的谎言,因而不合理。

我在山东省监狱服刑时,全省被判刑的法轮功人士均集中在山东省监狱。我曾亲眼看到法轮功人士单继明被刘宏利折磨得精神失常。有齐晓光和刘宏利这种人在山东省监狱得势,他们对任自元、薛明凯这种异议人士的迫害能不残酷吗?

我把山东省监狱会见室的电话附后(网上搜索可得),有心的人们可打电话要求山东省监狱解释不允许任自元回家奔丧的理由,并要求山东省监狱允许任自元会见家人及回家给任汝生祭奠扫墓。同时公布任自元的狱中通讯地址,有心的人们可给他写信或寄明信片、汇款。另外公布任自元四舅司加芳的银行账户,有心的人们可表示一下心意。

山东省监狱会见室:0531-87072650
任自元的狱中通讯地址:山东省济南市210信箱106分箱(邮编250100)
任自元的四舅司加芳电话:13655374549,中国建设银行账号:6227 0022 1421 6238 608

2013年2月18日初稿,2月19日修改于北京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98期首发。此处是原文。)

王金波:任自元的父亲任汝生突然去世,山东省监狱拒绝任自元回家奔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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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自元的父亲任汝生突然去世,山东省监狱拒绝任自元回家奔丧

王金波

今天下午武汉异议人士万里给我打电话,说山东异议人士任自元的父亲任汝生可能去世了。后来我跟任自元的四舅司加芳通了电话,证实任汝生于今天中午11点多突然去世。司加芳说他们给山东省监狱打电话要求让任自元回家奔丧,被监狱拒绝。

任自元是山东省邹城市人,1979年生,原为邹城十中语文教师,2005年被捕,2006年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开始在山东省监狱服刑。自2010年3月最后一次见到任自元后,任汝生多次去监狱探视均被监狱拒绝,至此任自元已有三年没有见到亲人,累计已有5年被拒绝与家人会见。任汝生还曾给任自元存钱和寄钱,均被监狱拒收。此外还有其他人士寄钱给任自元,也被监狱拒绝。

前不久贵州异议人士陈西的母亲去世,正在兴义监狱服刑的陈西被允许回家见了母亲最后一面。而邹城是孟子故里,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任自元是其父母唯一的孩子,山东省监狱不让任自元回家奔丧,违背人伦常理。

我也曾在山东省监狱服刑3年3个月,对山东省监狱残酷折磨政治犯的罪恶行径深有体会。我希望大家多关注任自元的状况,减缓山东省监狱对政治犯的残酷折磨。

任自元亲人电话:13655374549
山东省监狱电话:0531-87072650

2013年2月18日

首发维权网

附:任自元情况简介:
http://wangjinbo.org/archives/1210

王金波:选择性失明何以成为笑柄?——由朱承志狱中受善待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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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性失明何以成为笑柄?——由朱承志狱中受善待谈起

王金波

2012年6月6日,因“六四”两次入狱累计22年的湖南邵阳异议人士李旺阳被发现死于医院。李旺阳的妹妹、妹夫,以及李旺阳好友、当地维权人士朱承志看了现场后向外界表示,对官方作出的朱承志“自杀”结论表示怀疑。6月8日,朱承志被邵阳地方当局以“妨碍公务”处以行政拘留10天。当局希望朱承志对外改口称李旺阳确系自杀而亡,由于朱承志坚不改口,拘留期满后又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并于7月25日被正式逮捕。在朱承志被收押期间,当局一直在做朱的工作,允诺只要按照当局的意思写下李系自杀的“情况说明”、“保证书”,立即放人。当局甚至打破常规让朱的家人到看守所劝朱,但朱性格刚毅,宁肯坐牢也不妥协。他说:“(坐牢)我已经准备好了。” 12月25日,朱的妻子接到当局电话通知,被告知朱承志一案已被移送到检察院,进入审查起诉阶段。2013年1月4日,朱承志突然被变更强制措施,改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2月1日,朱承志被以“监视居住”名义释放回家。

2月14日,维权网发表题为《朱承志谈政治犯不必再对囚禁生活恐惧》的采访报道。报道称:“朱承志先生十分开朗健谈,说自己的身体很好。在被关押期间,朱承志先生没有受到任何虐待。他说狱警都小心翼翼地对待他,除了日常饮食,从来没有中断对他的牛奶和水果的供应。朱先生感叹地说:‘我十分了解以前的政治犯在狱中受到的残酷虐待。但是现在是网络时代,网友的热情关注、数量惊人的关于我的消息,使湖南当局十分惊慌,不得不善待我。’”

李旺阳“自杀”案,据说事涉中央政法委——有报道称,曾任邵阳市委书记的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周本顺“下令要邵阳立即解决李旺阳,不要再给中央添麻烦”,随后李旺阳立即“自杀”。这则报道的真实性姑且不论,对于中国现在的官场来说,曾经主政的地方出了事故,该事故恰恰又在升职之后分管的领域,确实很没面子,是官场大忌。因此,即使周本顺本人没有明确授意,深谙官场潜规则的邵阳地方当局积极出手“平息事态”,是完全符合官场逻辑的。也因此,地方当局对执意撕破当局脸皮的朱承志,肯定是痛恨不已。另一方面,朱承志近年来活跃于维权一线,本来就是令地方当局头疼不已的维稳对象,借机报复朱承志,是地方当局求之不得的机会。

有很多报道指出,包括政治犯在内,看守所里的在押人员受到警察和其他在押人员的种种虐待。比如异议人士陶君在深圳福田看守所因劳动强度过大,早上起床爬不起来;他的狱友每天都有人被牢头狱霸和警察用包着塑料的铁条或铁鞭子抽打。我在莒南县看守所9个月期间,亲自看到在押人员被警察用橡皮棍殴打。而我本人,曾分别遭到警察和武警的两次殴打,其中第二次是2001年7月11日在我的绝食进入第45天时被4名武警一起殴打的。

因此,朱承志这样一个既得罪了地方当局,又让高层恼火的维稳对象,在被抓进看守所以后受到“虐待”,似乎符合“常理”。但是,朱承志获释后却告诉人们,他在看守所不仅没有受到任何虐待,反而受到“善待”。

此前的2月11日,德国之声记者苏雨桐在推特上说,当天获释的四川网友程爱华“说在看守所没受苦”。

那么,朱承志和程爱华是否已在封闭状态下被洗脑并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呢?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大。程爱华出狱后仍是“斗志昂扬”,立即如前一样活跃于维权活动,看不出洗脑成功的痕迹。朱承志则很快主动同外界朋友联系,且携妻远赴广州会见朋友,也看不出被洗脑成功。说他俩有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没有道理。

而我根据自己的经历,认为政治犯在看守所和监狱在这个问题上一直被差别对待:某些方面优待和宽松,某些方面虐待和严厉。比如,我在看守所和监狱四年,没有一个警察给我正式下过命令,让我必须完成某个具体数量的生产任务。实际上,我在看守所,根本就没人让我干活,顶多是让我闲着没事的时候活动活动。而在监狱,我虽曾有具体岗位,但仍是没有具体的活,顶多是我在高兴的时候帮别的犯人干点活。从这个角度讲,我是被“优待”或者说“善待”,跟朱承志的说法是相符的。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在2009年12月23日的《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中说:“在我失去自由的一年多时间里,先后经历了两个关押地点、四位预审警官、三位检察官、二位法官,他们的办案,没有不尊重,没有超时,没有逼供。他们的态度平和、理性,且时时流露出善意。”“在北看的半年时间里,我看到了监管上的进步。……现在的北看,在硬件设施和软件管理上都有了极大的改善。特别是北看首创的人性化管理,在尊重在押人员的权利和人格的基础上,将柔性化的管理落实到管教们的一言一行中,体现在‘温馨广播’、‘悔悟’杂志、饭前音乐、起床睡觉的音乐中,这种管理,让在押人员感到了尊严与温暖,激发了他们维持监室秩序和反对牢头狱霸的自觉性,不但为在押人员提供了人性化的生活环境,也极大地改善了在押人员的诉讼环境和心态,我与主管我所在监室的刘峥管教有着近距离的接触,他对在押人员的尊重和关心,体现在管理的每个细节中,渗透到他的一言一行中,让人感到温暖。结识这位真诚、正直、负责、善心的刘管教,也可以算作我在北看的幸运吧。”

刘晓波不仅没说他受到虐待,反而对办案人员、监管人员及看守所硬件设施和软件管理进行了肯定。这些观点引起争议。一些批评的观点认为,“中共无比残暴,刘晓波说的是一派谎言,是向全世界撒谎,以这些谎言美化中共,欺骗全世界”,刘晓波“肯定和美化中共人权纪录”,“不惜大篇幅地宣讲中共监狱的柔性音乐和人性化管理,无视中国人权纪录恶化的现实”,“不惜笔墨点名表扬中共司法人员和管教”。

刘晓波的知名度比朱承志高出很多,舆论对刘晓波的关注远远多于朱承志。若朱承志所说属实,则北京当局善待刘晓波,又为什么不可能呢?那些批评刘晓波“美化中共”,是否也认为朱承志是在“美化中共”呢?若他们不同样批评朱承志,则是选择性失明,他们对刘晓波的批评完全站不住脚。

选择性失明是指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而故意对一些信息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持选择性失明态度的人的说理往往是带有偏见的、片面的。选择性失明是说服别人的大忌,也往往是歪曲事实指鹿为马者惯用的伎俩。因此,那些批评刘晓波“美化中共”的人们,成为遭世人鄙弃的笑柄,是必然的结果。

实际上,那些批评刘晓波“美化中共”的人们,对刘晓波更为不满的是刘晓波所称的“我没有敌人”的观点。现在我们做不到请刘晓波详细论述“我没有敌人”的具体含义,每个人都只能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解读。而代表着人类主流价值的诺贝尔和平奖这个全球最高奖项,则在刘晓波的颁奖典礼上专门安排宣读《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的议程,足以说明刘晓波的这个观点得到人类主流价值的充分肯定。

2013年2月14日于北京

《零八宪章》月刊第64期2013.2.16

王金波:从吴昌龙到刘霞——几个人权灾难受害者的蛇年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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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吴昌龙到刘霞——几个人权灾难受害者的蛇年春节

王金波

2月8日突然传来一个特大喜讯:吴昌龙回家了!

吴昌龙是福建省福清市人。2001年6月24日,中共福清市纪委门前传达室发生爆炸案,该单位司机吴章雄当场炸死。7月27日,吴昌龙被福清市公安局认定为该案犯罪嫌疑人并被秘密拘捕,经刑讯逼供后被福州市中级法院判处死缓。但该案因被福建省高级法院认定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退回重审”,经几次开庭审理后一直没有结案,吴昌龙被超期羁押在看守所11年多。吴昌龙的姐姐吴华英坚信弟弟无罪,多次协助吴昌龙申冤,引发国内外媒体和人权组织的关注,并有众多网友声援和多名律师介入支持。吴华英也因此关注其他人权案件,并因帮助别人维权于2010年被构陷入狱1年(即著名的福建“三网民案”),引发在中国民间抗争史上具有重要历史地位的“416”围观事件。2013年2月7日,吴昌龙突然被警方变更强制措施,改为监视居住回家过年。至此,失去人身自由11年6个月11天的吴昌龙得以同亲人团聚,一起过年。

这天还传来一个好消息: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退休教师姚宝华被取保候审获释。姚宝华从2004年起帮助村民进行土地维权,因得罪地方当局被刑事拘留4次、劳动教养1年3个月。2012年12月29日姚宝华被以“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刑事拘留,在外界强烈关注下于2013年2月6日取保候审获释回家过年。

次日(2月9日)接连传来两个好消息。一个是上海维权人士毛恒凤于8日回到家中。毛恒凤因上访于2012年10月被处劳教1年半,今年1月被劳教所以毛恒凤患高血压为由拒收,终被释放回家过年。

另一个是湖南武冈维权人士肖勇9日早上被劳教所以“所外执行”名义释放回家过年。肖勇因关注邵阳异议人士李旺阳“自杀”案等,于2012年7月被处1年半劳教。

此前的2月1日,因关注李旺阳“自杀”案而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拘捕并起诉的湖南邵阳维权人士朱承志被以“监视居住”名义释放回家过年。

虽然8日仍传来四川南充网友程爱华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的消息,但总的说最近还是恢复人身自由、同亲人一起过年的案例更多——尽管这种人身自由是有限的,也比此前强多了,因为现在至少能同外界通过电话、网络等渠道进行联系了。

但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刘霞,现状仍不明朗。刘霞失去人身自由已逾两年4个月。这其中的两个春节,估计可能是她跟父母一起过的。但刘霞一直不能通过电话、网络等渠道跟外界联系。而别人要想去拜访她,也几乎不可能。除了去年12月有外媒记者和刘霞的朋友两次突破封锁闯进刘霞家中跟刘霞短暂接触外,其他人顶多是在楼下同住在五楼的刘霞简短说几句话。据记者和刘霞的朋友观察,刘霞的精神状况出现严重问题,若不能尽快恢复同社会的正常接触,有可能导致焦虑、不安全感、失眠、烦躁、敏感、多疑,产生沟通障碍和语言障碍,甚至会出现精神病性症状。

此前,曾有陈光诚、冯正虎等人被地方当局非法拘禁。山东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在服完4年3个月的刑期后,自2010年9月出狱当日即被软禁在家完全失去人身自由,且被禁止同外界的一切联系(除母亲外)。2012年4月,陈光诚越墙出逃,一个月后全家赴美国学习和生活,终于获得完全的人身自由。上海维权人士冯正虎自2012年2月起被软禁在家,但同外界的联系并没完全中断,除了能在家里的窗子跟人打招呼外,还经常能打电话和上网。2012年11月底,软禁终于撤销。

此外,2012年6月李旺阳“自杀”后,其妹李旺玲夫妇同外界的联系中断。但今年1月底外地维权人士到李旺玲家见到李旺玲夫妇,李家门外并无看守人员,后来才有警方前来。因此,李旺玲夫妇同外界的联系渠道,并没被完全切断,甚至有一定的人身自由,他们是迫于地方当局的压力才没主动同外界联系。

在被外界所知的以上几个案例中,只有陈光诚与刘霞是被禁止同外界的一切联系的,且有人24小时看守。现在,只剩刘霞一人。

我不知道刘霞这个年是怎么过的。我想起了2005年2月8日,我在狱中的最后一个除夕,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申华做的采访报道《新年专稿:一群没有新年的中国人》。报道中有我父亲接受采访的录音。我父亲的痛苦,和背景音乐的伤感,让我每次听到都心灵震颤。2007年我在北京过第一个春节,在一个朋友家里再次听到两年前的这则报道,正在吃饭的我禁不住泪如雨下。

刘霞当然不是在监狱里。但她是被迫一个人独处,从某种角度讲,更类似于监狱里的禁闭,因而更加残酷。胡佳说,原来那个活泼开朗的刘霞不见了,从走路的姿势看,刘霞变成了一个老太太。我越来越怀疑,当局是想通过逼疯刘霞的围魏救赵策略,逼迫刘晓波低头。

今天,外媒记者冯三七(@feng37)和网友公民小彪(@oubiaofeng)在香港铜锣湾时代广场征集游客在刘晓波、刘霞大图上签名拜年,并派发近百张刘晓波、刘霞钱包小图,图上有刘霞家地址。

在去年12月接连两次被人突破封锁面见刘霞后,当局加紧了对刘霞的封锁。刘霞这个年,恐怕是充满了更多的紧张、恐惧。

黑龙江省伊春市带岭区居民陈庆霞被当地政府非法拘禁三年后,三名涉案官员被免职并立案调查。刘霞被非法拘禁两年多了,涉案官员更应被追究责任啊。因为,毕竟中国政府信誓旦旦向联合国任意羁押工作小组声称“没有针对刘霞的任何法律强制手段”。

被羁押11年多的吴昌龙都能回到家里向全世界拜年,刘霞为什么不能跟朋友们互相拜年?非法拘禁陈庆霞的官员都被免职并立案调查了,非法拘禁刘霞的官员为什么还逍遥法外?

2013年2月10日,蛇年春节,于北京

补:2013年2月11日,四川网友程爱华被南充警方拘留四天半后获释回家。

【民主中国首发】2/16/2013

王金波:给刘霞拜年,同那个孤独的弱女子说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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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刘霞拜年,同那个孤独的弱女子说句话

王金波

中国作家刘晓波2010年10月8日获诺贝尔和平奖。从这天起,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失去人身自由。十几天后,刘霞与外界完全失联。后来偶有一两次刘霞的消息传出,但真相扑朔迷离。

刘霞是被非法拘禁在家里(北京市海淀区玉渊潭南路9号院17号楼4单元501室),还是被转移到其他地方拘禁?是她一个人住,还是有女警或其他人陪住?她能见到刘晓波吗?她能见到父母和其他亲人吗?她能见到除亲人以外的其他人吗?……这些问题一直没有可靠答案。

但是,关心刘晓波和刘霞的人们,一直没停止了解刘霞现状并与之接触的努力。而刘霞在近似与世隔绝两年多后,尤其需要同外界接触和沟通。

一、探访的前奏

2011年2月17日,有报道称刘霞偶然突破网络封锁与外界通话,自称精神濒临崩溃。这是时隔4个月后,第一次有刘霞与外界接触的消息。4月28日,美国助理国务卿波斯纳要求探访刘霞,未获中国政府答复。8月2日,联合国任意羁押工作小组发表声明要求中国政府释放刘晓波和刘霞。

2011年8月9日中午11时,家住北京市通州区、刚出狱一个多月的异议人士胡佳在便衣的跟踪监视之下第一次来到刘霞家楼下,顺利进入楼洞,在按门铃瞬间被负责看守刘霞的便衣阻拦。看守要求胡佳去小区大门口登记。胡佳回到小区大门口登记完毕,则被保安阻拦,不准进入小区。胡佳坚持要求警察来解决问题,保安不得不叫来两辆警车。胡佳被警察带到附近的羊坊店派出所。警察无法提供法律依据和合理解释,只是强调上级不允许接触刘霞。随后胡佳被通州国保带回通州,做完讯问笔录后获释。胡佳认为,这次他至少确信刘霞仍住在这里,且她家楼下没有警察,只有保安。胡佳的这次行动,直到2012年12月才公布详情。

2012年4月1日,愚人节,同时也是刘霞51周岁生日。四个年轻人两次来到刘霞家楼下。第一次是下午,他们抢拍几张17号楼4单元楼洞照片后遭看守驱赶。但显然看守非常松懈,楼外只有一两个巡逻的保安,楼洞内有两张床,上面躺着两个看守。看守驱赶他们后,并没有继续追他们,说明看守们没有接到扣留探访者的命令。晚上这四人再次潜入,刘霞家没亮灯,可能去父母家过生日了。

6月12日,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和北京独立作家刘荻曾试图探访过刘霞,但没成功。只有一个看守在。她们跟此人进行了较为友好的沟通,没有发生冲突。此人自称是物业公司的员工,但拒绝告知其姓名和领导的电话。他说,刘霞一个人住,出去买菜时有专车带她去,要见她需请示领导。崔卫平在楼下喊“刘霞”,被此人制止。后来崔卫平委托此人送给刘霞一瓶葡萄酒,此人应允并收下酒。

6月30日,有两人假装买房,在刘霞家楼下转了两圈,并跟房产中介工作人员和看守及一个老太太聊过。但这次没有获取较有价值的信息。

在这期间,胡佳做了很多努力。这一年来他数次到刘霞住处试图闯关探访,都被看守阻拦。其中7月21日北京雨灾那天,胡佳和刘荻等人冒雨来此,因看守极为警觉未能进一步行动。

二、刘霞现身

8月29日晚上,胡佳终于见到刘霞。胡佳用某种方式呼唤在家中的刘霞。胡佳在楼下看到窗边的仍是光头的刘霞在抽烟,他用手势跟刘霞打招呼,两人在无声中对望,一共大约20分钟。胡佳拍了照片和视频。他表示,公民自发前往探访刘霞和其他被当局非法拘禁者,不仅会给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人士带来很大的精神安慰,而且有助于引起社会关注和国际压力,促使他们重获自由。

10月7日,北京独立作家卢海涛和两位网友试图探访刘霞,在刘霞家楼下受到看守的盘问和驱赶,相持大约5分钟后,他们离开。

10月8日是刘晓波获诺奖和刘霞失去自由两周年。晚上,有网友到刘霞家楼下献花。

10月12日,记者无疆界组织公布了胡佳录制的刘霞在家中遭软禁的视频。在不到1分钟的视频上,能看到刘霞在窗口抽着烟的身影。这是时隔两年后第一次有刘霞的直接消息公布。记者无疆界发表公告指出:中国政府对刘霞的软禁不仅令人难以接受,而且纯属非法,当局必须立即停止对刘霞的变相监禁。记者无疆界组织还表示他们所上传的有关刘霞的视频虽然时间很短,画面也不清楚,但却意义深远。因为人们由此可以想象出刘霞的处境是多么的艰难;她与外界的隔绝是多么的严重;外界甚至都不可能获得一张有关刘霞的清晰的画面。

12月4日,134名诺贝尔奖得主致信即将出任中国国家主席的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促请“立即无条件释放”刘晓波和刘霞。稍后,参加联署这封公开信的诺贝尔奖得主增加到135人。公开信的发起人之一图图大主教在网上发起要求释放刘晓波的签名,截至2013年1月1日,已有超过40万人参加。

同一天,42名生活在国内的中国公民致信中国领导人,要求释放刘晓波,停止对刘霞的人身限制。这封公开信目前已有数百人参加联署。

12月6日,美国白宫表示,奥巴马总统在与中国高级官员的会谈当中,经常提起刘晓波的案子,美国一再敦促中国当局立刻释放刘晓波,并保护刘晓波和刘霞行使自由的权利,履行中国对国际人权规范的承诺。

三、美联社的探访

12月6日,美联社记者突破防线进入刘霞家中当面采访了刘霞,并立即公布了采访视频。记者说,他们是中午趁看守外出吃饭时突然短暂进入刘霞家中的。刘霞见到记者痛哭失声,说:“我们的生活如此荒唐。太荒唐了。我感觉到我精神上已经准备好接受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但我从未想过当他得奖之后,我就再也走不出我家了。这太荒唐了。我想,就算卡夫卡都写不出这么荒唐无稽的东西。”

刘霞唯一获准出外的只有每周一次购物、探访父母及每月探监一次。不过刘霞称已记不清是从何时开始每月探视刘晓波一次的。她说,我不再记日子了,就是这样。

刘霞探监时被当局禁止与刘晓波讨论她的现况,不过刘霞认为刘晓波了解她也受到监禁。她告诉刘晓波:“我的处境跟你的处境差不多。”

美联社的采访引起舆论轰动。

当天晚上,日本朝日新闻记者试图去刘霞家探访刘霞,被看守驱离。

四、更多的探访

12月7日,香港《明报》报道,该报记者曾于11月26日、27日两次探访刘霞。在此之前,记者已去“侦察”7次,知道23时后侧门和后门都会关闭,而刘霞家楼下的看守很可能会撤离睡觉。11月26日22时过后,记者进入该小区,在某栋楼下的石阶上坐下,旁边及肩高的灌木提供了掩护。23时15分,记者趁看守离开楼洞之际按响了501室门铃,10多秒后刘霞在楼上按了开门锁,但楼下铁门被看守加了一把锁,记者打不开门,只好退出楼洞。刘霞从窗口伸出头,跟记者进行了1分钟多的对话。刘霞话很少,说她一个人住在家里。旁边岗亭内一名穿制服的保安发现后拿起对讲机向上级报告。刘霞最多的肢体语言是摇头。记者请她注意保暖、保重身体后,迅速离开,而她还一直将手伸出窗外摇动,一直说“谢谢、小心”。

据《明报》记者的了解和观察,玉渊潭南路9号院是财政部家属宿舍,17栋在最北边,面向玉渊潭公园引水渠,鸟语花香。17栋4单元靠近后门,围墙内有一个保安岗亭,围墙外有间板房,里面住着看守。4单元的门楼挂了布帘。看守每天从天亮起就在门楼内值班,严防非住户进入,直到晚上23时才撤回板房休息。

次日,《明报》记者再次前往试图探访刘霞,但可能是因在围墙外观察时被看守通过监控摄像头发现,两名看守将记者反手按地、拖行、试图强行抬走,记者手部受伤。刘霞在楼上不断高呼:“放他走吧!”警察赶来后,一名看守头目向警察说:“如果他(记者)砸了我的饭碗,我就叫人干他。”警察连说“是”,并表示配合对方查问记者。后来一名级别较高的警察赶来协调,看守坚持剪断相机记忆卡,才准记者离开。但记者还是保存了几张照片,其中有刘霞家楼下的多个监控摄像头。

12月7日,《明报》记者还采访了刘晓波和刘霞的朋友刘荻。“自从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奖,刘霞就被关在家中,朋友们都很关心她。”刘荻说,她和一班朋友、网友,每隔一段时间就到刘霞所住院内“晃荡”,虽然明知上楼见面机会微乎其微,但仍期望刘霞碰巧从窗口看到朋友,让她知道外面的人都在关心她,给她生活的勇气和坚持的力量。

玉渊潭南路9号院保安措施明显加强,小区门外至少有三、四名看守把守,防止陌生人进入,并不时在门外巡视,监视在场记者的活动。当记者表明要找刘霞时,被拒绝进入,并被警告“不要再找麻烦”。

12月9日14时左右,河北保定维权人士徐义顺一家三口试图探访刘霞,被羊坊店派出所扣留。21时,徐义顺三人被河北警方带走,次日凌晨2时回到河北家中。

12月18日,独立中文笔会网站发表深圳作家陈士胜的文章,讲述陈士胜探访刘霞的经过。11月21日18时半,陈士胜携两瓶酒来到刘霞家楼下,进入楼洞后被两名看守阻拦,看守立即用对讲机和手机向上汇报。其中一个自称姓李的看守说他们是物业公司的员工,并透露刘霞去超市购物时他们必须紧紧跟着刘霞。一个年老较胖的便衣看守过来带陈士胜到岗哨旁边的岗亭办公室登记了陈士胜的身份证信息和单位。此人也自称姓李,是物业公司员工。陈士胜提出到刘霞家门口敲门、看守提供刘霞的新电话号码、委托看守转送两瓶酒等要求均被拒绝。看守称:“让她打电话给我们,说允许你上楼去找她,我们才能放你上去。”后来陈士胜自行离开,没有警察来带他走。8天后,陈士胜去锦州监狱探视刘晓波,被监狱警察拒绝。

五、勇闯“家狱关”

12月28日,徐友渔等人成功突破封锁,进入刘霞家中见到刘霞。

这天是刘晓波57岁生日。刘晓波和刘霞的几个朋友一起聚餐。餐毕,约21时,第一批人到刘霞家楼下。在刘霞从窗子探出头后,胡佳等人转达了昂山素季的问候,并转告了135名诺贝尔奖得主的呼吁等消息。刘霞很高兴,但仍流露出绝望。朋友们劝刘霞下楼开门。刘霞开始不同意,后来勉强答应。约21时30分,第二批人到来,跟刘霞打招呼后,同第一批人迅速汇合,冲向北侧楼洞。岗亭内无人,楼洞内也无人。按门铃几次无反应,看来刘霞家的门禁系统已失去正常功能。约1分钟后,一个河南口音便衣看守冲进楼洞,堵住铁门,不让探访者进入。郝建跟此人对话几句后,刘霞从里面开门,看守想要守住铁门,一个探访者迅速伸手从里面向外推铁门,另一个探访者迅速把住门边向外拉,郝建迅速抱住看守把他推开。此时另一个年龄较大的便衣看守刚好赶到,伸手扯住郝建,被一个探访者拉住,其他探访者迅速跟刘霞上楼。

在刘霞家中,刘霞跟徐友渔耳语两次。其他探访者,有人录像,有人堵住门口防止看守进入。

刘霞情绪起伏较大,脸上惊喜和恐惧交替呈现。刘霞之所以跟徐友渔耳语,应是她认为家中有窃听器。早在2010年10月中旬,刘霞开始被软禁且尚能通过网络跟外界联系时,就告诉朋友家里有窃听器。

徐友渔在跟刘霞沟通后,立即决定尽快主动离开。而他们在刘霞家中逗留约3分钟后,看守赶到刘霞家门外开始砸门。于是探访者开始下楼。

在楼下,探访者跟刘霞上楼的同时,河南口音的看守迅速跑走叫人,留下年龄大的北京口音看守拉住一个探访者不放,同时掏出手机打电话叫人。同行的刘荻在旁边向外界通报了有人被拦的消息。被看守拉住的探访者本来就打算缠住看守,所以在跟看守几番唇枪舌剑之后,尽管看守几次松手,但此探访者并未冲进楼洞上楼。

进入刘霞家中的探访者陆续下楼。在楼下,看守扣住徐友渔、胡佳、刘荻等人,并曾将郝建的背包拉扯坠地。看守们甚至锁上了小区北门,气势汹汹。胡佳等人不断向看守们讲道理,但看守头目却称“全宇宙知道了都没事儿”。但最终看守们被探访者的正气压住。大约10-15分钟后,徐友渔沉静地问看守:“你们还抓我们吗?要是不抓,我们就走了。”看守没敢管。几个探访者走到楼南,再次跟家里的刘霞喊话,刘霞扔下一盒巧克力给刘荻。探访者跟刘霞告别。还没走出院子,一辆警车来了,探访者迎着警车走过,出了院子安全撤离。

事后,胡佳颇为传神地称此次行动为“勇闯‘家狱关’”。

六、后续

12月29日下午,有两人受到警方约谈。出面的是北京市公安局国保总队的两个年轻警察。刘荻被约谈,但警察没有获取有价值的信息。值得一提的是,警察主动问刘荻:你们是否喝多了酒去的?刘荻答复说是。另一个被约谈的是李海。李海跟几位探访者一起吃饭,中途有事离席,没有参加探访,自然提供不出足够的信息。一两周后又有一个探访者被警方约谈,但大部分人没事。

12月31日下午,探访视频在网上公布,立即引起舆论关注。傍晚,《明报》记者进入刘霞家楼下楼洞试图进入大门,被两名便衣看守凶狠地驱离。

2013年1月1日,《明报》记者再次进入玉渊潭南路9号院,尚未接近17号楼,即有一名便衣人员紧跟,记者走近楼下时,楼内冲出5人截住记者问话,记者称前来“探望朋友”,其中一名便衣强硬回应称,“我知道你要探谁,上头已经有指示,不能让人进大楼里探访,最近都不能来。” 而另一名便衣看守则私下表示,“我们也是临时被人请来看守的,你也不要为难我们,赶紧离开这里。”此人还表示,前日和昨日都有人来这里说要探访,不过都没让他们进去。而记者向他查询28日晚上是否有多人强行进入5楼刘霞的家中,并和他们发生过一些肢体碰撞,他却矢口否认,称“最近都没有人上去过”,不知记者所说的是什么人。

胡佳在元旦这天也曾两次试图闯关,但均被阻拦。在此前后,胡佳多次呼吁继续关注刘霞:“只要各地的朋友都来北京探望刘霞,那就是对她的最大鼓励,也是对当局施加巨大的压力,令他们不能肆无忌惮地拘禁刘霞,她才可能重获自由。”胡佳说:“他们的保安是挺严密的,而且他们的警惕性也提高了。如果你到楼下的话就会看到不时有保安探出头来向外张望。因为楼道里面本身是不能容纳很多人的,所以现在他们对出现12月28号那样我们利用人数优势里应外合突破探望的事情是异常戒备。他们这样不时向外张望就是为了避免有一群人突然来探望他,如果发现就可以用岗亭里面的步话机要求增援吧。”

1月2日,《明报》发表玉渊潭南路9号院17号楼4单元的照片和该报制作的平面图,响应胡佳等人继续关注和探访刘霞的呼吁。照片和平面图显示,附近至少有三处监控摄像头,北门外有一个看守居住的简易板房,门内有一个简易小岗哨,楼洞内有看守睡觉用的两张床。

1月3日,胡佳发表《闯关指南:探望刘霞的朋友们应该预知以下事项》,总结了7点:非法拘禁、东端501室、3人以上、无需登记、门禁失效、义正辞严、证据网络分享。胡佳还在《明报》发表《探访刘霞攻略》,指明探访刘霞的地理方位和路线,并明确指出,“看望刘霞是阳光事务,合情合理合法”,“公正站在你一边,人道站在你一边,法律站在你一边”。

七、刘霞的状态

12月6日和28日,美联社记者和刘晓波、刘霞的朋友们得以近距离接触刘霞,对刘霞的身体和精神状况有了直观的了解。

美联社记者说,当刘霞见有记者出现在家中时“震惊得浑身抖颤”,在与记者交谈的过程中,“声音颤抖,数度失声痛哭”。电视是刘霞接收外来信息的唯一渠道。电话、手机和互联网等通讯全部被切断。刘霞平时以阅读和绘画来排遣时间。但长期的软禁使她失去了时间意识。她记得几周前去探访过刘晓波,但无法确定日期。她不再记日子了。她说刘晓波健康情况良好。她因背部受伤,经常必须卧床休息。超过两年的软禁给她带来严重身心创伤,精神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明报》发表社论指出:“刘霞见到记者的惊讶表情,由强忍眼泪到让眼泪夺眶而出的宣泄,使人们看到一个人遭长期压抑、意想不到地与外界接触的反应。这一幕,对刘家这几年遭遇稍有认知的人都会受到触动,寄予无限同情。”

《苹果日报》载文指出:“刘霞个子虽小,却向来是个开朗坚强的人。这许多年来一直伴在刘晓波身边,一起为中国的人权、自由打拼,一起面对各种横逆及攻击,等闲的挫折根本伤不了她。可是在昨天曝光的访问片段中,这位被软禁超过两年的女士已处於崩溃的边缘;开门看到来访的美联社记者时,刘霞完全掩不住那份激动,整个人在颤抖,眼泪禁不住流下来,连话也几乎说不出,好一阵子才能平复下来,才能向记者说一点自己的感受。显而易见,形同精神虐待的长期软禁及隔绝已对刘霞的精神造成重大损害,形同酷刑的无限期拘留与监视已大大打击刘霞的身心健康。假若情况持续的话,刘霞大有可能熬不住而精神崩溃,甚至被逼疯。”

12月28日探访的视频公布以后,美国之音报道说:“从画面上看,刘霞既兴奋,又惶恐,不时地趴在徐友渔先生的耳边小声说话。据胡佳介绍,他看到的刘霞让人感到非常疲惫和虚弱。胡佳说,刘霞表示,她和家人都受到了当局的极大压力。”胡佳说,“惊喜瞬间就流逝了,转而释放的是她饱受两载的恐惧。她几度与徐友渔先生耳语,述说如果她配合我们外部行动的所有可能后果都是由她来承担,当局给她的全家都施加了威胁。”《明报》报道说刘霞“表示自己和家人受到当局无穷压力,对未来已产生绝望。”胡佳称,刘霞现在靠艺术创作和读书度日,“她在强迫自己不能倒下去”。胡佳觉得,刘霞现在苍老了很多,不再是原来那个活泼的刘霞了。

此外,《明报》记者11月26日深夜曾在楼下见到五楼家中的刘霞,“刘霞不时望向岗亭,担心有人出来为难记者。微弱灯光下的她衣着单薄、身材瘦削,光头上已长出半吋头发。声音柔弱的刘霞,最多的肢体语言是摇头,包括记者问到其丈夫刘晓波近况时,她也只能摇头叹息。”记者要求刘霞下楼开门,刘霞“苦笑着摇头”。

据精神科医生说,像刘霞这种长期类似与世隔绝的状态,有可能导致焦虑、不安全感、失眠、烦躁、敏感、多疑,产生沟通障碍和语言障碍,甚至会出现精神病性症状。

八、官方应对模式

综观以上探访者跟看守和警察的接触情况,可发现官方有如下几种应对模式:

1、最轻的是看守直接赶走探访者。这种情况最多。一般发生在探访者没有硬闯的情况下。

2、其次是看守登记探访者身份信息后将探访者驱离。

3、再重的是看守叫来警察赶走探访者。

4、最重的是看守叫来警察,警察把探访者带到派出所,然后让探访者户籍地警察将探访者带回户籍地释放。胡佳和徐义顺遭受过此待遇。但胡佳是主动要求叫来警察的,徐义顺则刚解除软禁。

5、12月28日探访成功这次,事后刘荻被警察约谈,而多数人没有。

6、另外,11月27日《明报》记者曾遭看守暴力对待,手部受伤。这是其他探访者没经历过的。

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是11月21日陈士胜探访时,看守称:“让她打电话给我们,说允许你上楼去找她,我们才能放你上去。”这说明看守明白他们无权阻拦客人探访刘霞,只能以各种借口非法阻拦。

二是看守和警方对探访取得突破,也即他们拦截失败的问题,尽量淡化处理。可能既有他们做贼心虚的原因,也有他们不想承担“失职”责任的考量。

九、继续探访

平时在刘霞家楼下值班的看守,只是物业公司的职员及其雇佣的保安,没有警察。这是因为对刘霞的非法拘禁是犯罪行为,中国政府为了欺骗国际舆论和推卸责任,而不敢公然派驻警察值班。这样一来,因这些不是警察的看守没有执法权,也就没有检查探访者的身份证件的权力。该住宅区不是必须持有出入证件才能出入的保密单位,所以刘霞作为业主,有权利邀请或接受客人到她家做客,这项权利不受任何国家机关或个人剥夺。因此,看守阻止客人探访刘霞,是侵犯了刘霞和客人的权利,客人可现场制止看守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进行自卫。就是说,如果去的人足够多,可以合法地阻止看守的违法犯罪行为,并合法地进入刘霞家中。

徐友渔等人探访刘霞成功后,有网友表示,将探访并促使刘霞获得自由作为2013年的主要抗争目标之一。这个目标即使不一定能完全达成,但其中的探访刘霞则是完全可能的。分三个层面分析:

一,刘霞是否愿意别人前去探访?在2010年10月中旬,刘霞明确向朋友说明,希望朋友和媒体前往同她接触。时隔两年后,刘霞在见到朋友和记者时,当然非常高兴,但在朋友要求她下楼开门时,却犹豫不决,最终虽然开了门,但顾虑重重,表示以后不再开门。但刘霞从不拒绝朋友和记者在楼下跟她对话,而是很开心。因此,把探访的方式限定在楼下对话而非闯进楼内,是刘霞能接受且乐意接受的。

二,探访刘霞是否必要?刘霞现在的精神状态尤其需要与外人接触。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除了父母和兄弟及晓波,刘霞只能通过在监护下每周外出一次购物的方式见到外人(注意:不是跟外人沟通)。因此,刘霞的精神必然受到严重影响。而记者和朋友通过直接接触,也能强烈感觉到刘霞内心深处的恐惧和绝望。所以,刘霞尤其需要外界的接触,朋友、记者和各界人士前去楼下跟她对话,是极其必要的。

三,探访刘霞是否可能?前面已经分析过,看守和警方的应对措施顶多就是带回户籍地然后释放,而绝大多数情况下是直接赶走了事。因此,风险极小。当然,为了减小风险,尽量由风险承担能力较大的人前去探访,而一些常年重点监控、尤其是经常上岗的人士可以不去。

2012年12月6日美联社记者成功探访刘霞后,次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记者会上声称对刘霞被软禁毫不知情。中国政府再次将其无耻呈现给全世界。联合国任意羁押工作小组早就与中国政府进行了沟通。2011年3月29日,中国政府就刘霞案答复联合国任意羁押工作小组,称联合国任意羁押工作小组的信已经收到,中国政府已就信中所提的内容进行了认真调查,并称:刘霞,50岁,汉族,大学专科毕业,中国没有针对刘霞的任何法律强制手段。回信还说,中国是一个法治国家,公民的合法权利受到法律保护。于是,联合国任意羁押工作小组就刘霞的案子出具意见书(16/2011号),介绍了刘霞的个人情况及遭遇后,认为中国政府对刘霞人身自由的剥夺属任意羁押,要求中国政府停止对刘霞的软禁,并对其予以赔偿。

十、给刘霞拜年

胡佳获悉,“勇闯‘家狱关’”成功之后,陆续有人探访刘霞并同刘霞说上话,虽受到驱赶,但也仅限于此。因此,如胡佳所说,刘霞家楼下的看守对探访者中的“女性一般不会近身拉扯,只是阻拦和言语恫吓。对男性会采取拉拽、推搡、抓住手臂和手腕等动作,但未出现过更加激烈的攻击方式。”总体而言,探访刘霞“远没有东师古村凶险”。胡佳特别指出:“你与雇佣保安之间是猫鼠关系,但你才是猫。”

湖南邵阳维权人士朱承志因关注异议人士李旺阳“自杀”案而被捕,甚至已被移送至检察院。但当局在舆论压力下被迫于2013年1月4日将朱承志从看守所释放,转移到一个宾馆对朱承志实施秘密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外地维权人士发起“给朱承志送年货”活动,纷纷赴邵阳探望朱承志妻子,迫使邵阳当局于今天将朱承志释放回家,朱承志立即给外地网友打电话通报情况。朱承志以“戴罪之身”尚且有权利同外界保持联系,中国政府信誓旦旦没有采取“任何法律强制手段”的刘霞更没有理由无权同外界保持联系,至少接受别人的拜年不应被干扰吧?

因此,那些关心刘晓波和刘霞的人们,关心人权在中国被普遍侵犯的现状的人们,不妨去给刘霞拜个年,在楼下同她说上一两句话,让她感受到大家的关心,不再那么孤独。

2013年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