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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金波:我和许良英先生的渊源及几次交往——暨悼许良英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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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许良英先生的渊源及几次交往——暨悼许良英先生

王金波

2013年1月28日15时半,我在网上看到一条消息:“@醒客张:接许良英先生家人报,今天下午十三时二十二分,许翁辞世。享年93岁。”我吃了一惊,立即打许先生家的座机,无人接听。给江棋生打电话,他没听说。给傅国涌打电话,噩耗得到证实。

我是在“六四”镇压后的官方批判文章中第一次见到许先生的名字的,后来在1990年代后期的外电中偶尔听到过他的消息。1998年参加筹组中国民主党后,我在临沂收到外地朋友寄来的资料,得知许先生虽不赞成组党,但在营救被捕组党人士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1999年我到杭州后,了解到许先生的更多情况。4月的一个晚上,在王东海家偶然碰到傅国涌。健谈的傅国涌跟我和高烨炬畅谈了一个通宵,其中包括他极为推崇的许先生。

当时在异议和民运界,有两位德高望重的浙江籍老人直接介入民运的一些事务。一个是祖籍义乌、居住在西安的林牧老先生,被很多民运人士尊称为林老。另一个是祖籍临海、比林老年长七岁、居住在北京的许先生。当我按林老的叫法称许先生为许老时,傅国涌给我纠正说,按照习惯,大家都叫他许先生,他不喜欢别人喊他许老。后来杨宽兴告诉我,许先生从不认为自己年龄大,所以不喜欢别人叫他许老。

这年4月,我在王东海家看到一篇许先生写的文章《“八九”十年感言》。文中关于民运人士心态、反思和学习的自我启蒙、责任伦理,以及公开、理性、非暴力等原则的观点,契合了我多年以来的思考。而许先生的这段话,在后来的十几年里一直让我深思:“有志于中国民主事业的知识分子,不仅要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献身精神,还应有冷静清醒的头脑和独立的批判精神。这种批判的矛头当然主要是应指向当政者的专制压迫、践踏人权和一切黑暗腐败现象;但对于民运阵营中所出现的各种不良倾向和恶劣行为,也应予以必要的批评,而不应纵容姑息。只有这种是非鲜明的不偏不倚的批判精神,才能保证民主力量的健康成长。”

我把这篇文章带给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常务工作组的朋友们看了,他们打算发表在《在野党》杂志,并委托我征求许先生的意见。我在王东海家给许先生打电话,许先生表示同意,并要求一个字也不能改。后来,《在野党》杂志在5月的第九期和7月的第十期作为特稿分两次刊发此文。

我还把这篇文章寄给了外地的一些朋友。

想不到的是,2001年我入狱后,许先生的名字和这篇文章作为“罪证”出现在了我的判决书中,从而使我和许先生的渊源被以法律的名义固化。这是我的自豪。我曾得意地告诉其他在押人员和犯人,这是中科院的一个科学家,是中国爱因斯坦研究的权威。

2000年11月,我去西安拜访林老,林老拿出许先生寄给他的一封信给我们几个年轻人看。信中谈的主要是法轮功问题。许先生认为当局镇压法轮功是错误的。他还提到主张镇压法轮功的何祚庥,好像是说何祚庥跟他是邻居,但两人老死不相往来,因为何祚庥为人很无耻。

2007年11月,我第一次拜访许先生。当时包遵信先生刚去世(2007年10月28日),而林牧(2006年10月15日)、何家栋(2006年10月16日)两位老先生也刚去世一年多。杨宽兴跟包、何均有交情,他从外地来北京参加包先生葬礼后感叹不已:“趁着这些国宝级的老人还健在,赶快去见一面,否则不知什么时候再也见不到了。”这话说得没错,我也有切身体会。我2005年出狱后,有个心愿打算三到五年内完成,那就是去西安拜访一次林老,以答谢我入狱期间他的帮助。我听别的朋友说林老饭量很大,身体不错,所以觉得迟几年没关系。但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林老竟在睡梦中突然离世,没有任何征兆。而2012年突然离世的王东海,则是又一个令我抱憾终生未能再见一面的长者,因为他才65岁。

最近几年国内又先后有朱厚泽(2010年5月9日)、谢韬(2010年8月25日)、李普(2010年11月8日)、胡绩伟(2012年9月16日)等老人离世。这些老人均曾在1949年前接受过非共产主义教育,他们的凋零,是中国民主化进程的重大损失。

1995年是“联合国宽容年”,许先生及其恩师王淦昌等45名国内知识分子发起《迎接联合国宽容年,呼吁实现国内宽容》的签名呼吁,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影响,各国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有1128人参加,其中有10位诺贝尔奖得主。国内签名的具体操作,主要是由几个年轻人拿着稿子骑自行车到各个老人家里完成的。这几个年轻人,就包括杨宽兴。所以,杨宽兴跟许先生是老相识。十多年以后,杨宽兴打算拜访那些老人,第一个想到的是许先生。

许先生家住中关村中科院的一个宿舍楼,挨着中关村大街。许先生家进门是餐厅,里面是许先生的工作室兼会客厅,有一张大桌子和书橱,右侧墙上挂着爱因斯坦画像,还有一个茶几和几个椅子。许先生请我俩坐在茶几边的椅子上,给我们倒上水,然后坐在爱因斯坦画像下。

许先生对不是很熟悉或不经常见面的人的面部识别的能力已经退化,见了杨宽兴没认出来,但清楚地记得杨宽兴的名字,所以很高兴。他问了杨宽兴的近况,并让我们说说最近的动态。他不会用电脑,跟外界接触也不多,消息很闭塞。听我们说今年“六四”前四川有个叫陈云飞的“八九”学生在《成都商报》刊登广告纪念“六四”母亲,他显得很高兴且很有兴趣,用笔记下来,说要找报纸看看。

杨宽兴高兴地说,许先生还是原来的样子,十多年了,简直一点都没变,而且身体看起来也不错。许先生用手比划着,带着天真的表情说:“我都八十八了,我觉得我还能活好多年呢。”

我告诉许先生,他的名字出现在了我的判决书中。他很纳闷,问怎么回事。我说,我给别人寄《“八九”十年感言》的事被作为“罪证”出现在了我的判决书中。许先生听了,像做了错事的小学生被老师批评了一样,面带愧色,显得很不好意思——那一刻的表情,让我觉得许先生很可爱。

我们还见到了王来棣老师。她也记得杨宽兴。跟许先生一样,王老师没有丝毫架子和虚假客套,流露出的是以知识的自信作底蕴的简练、礼貌和谦逊。

后来我又去过许先生家三次。一次是2008年5月,杨海时隔十年又来北京,我和王德邦陪他去拜访许先生。许先生很高兴,特意把王老师叫过来见了杨海。杨海是1995年《迎接联合国宽容年,呼吁实现国内宽容》的签名人之一,许先生和王老师对他格外亲热。

另一次是2009年2月12日,我跟李海和欧阳小戎去的。李海跟许先生早就认识,此前多次见面。许先生说,王老师患有鼻癌,年前在301医院住院。王老师跟我们打了声招呼,看起来跟以前没啥区别。我还把张小刚的问好转达给许先生。张小刚是许先生的小儿子许平的同学,此前曾委托我代他向许先生问好。

还有一次,应是2008年,具体时间已记不清,我和《国家历史》杂志记者古川一起去的。古川邀请许先生给《国家历史》写稿,许先生给了古川一篇关于民主的文章,但后来该文未能在《国家历史》发表。

这三次见到我,许先生都没认出来,但记得我的名字。每次去,他都让我们每个人写下名字。

许先生丝毫不掩饰对王丹、江棋生、傅国涌等晚辈的欣赏。他自豪地指着窗外说:“89年北大学生游行,我就每天看着王丹他们在我楼下走过去。”他称江棋生是个真正的硬骨头。他说傅国涌是个难得的才子。但显然,因消息闭塞,许先生对一些事务的判断难免有不周和偏颇之处。可这并不影响大家对他的尊敬。

他当时正和王老师一起重写世界民主史。他认为现在需要厘清人们对民主的误解。虽然他的一些观点有待商榷,但其精神令人叹服。

1940年代,许先生曾任浙江大学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人之一,跟乔石、吴学谦是上下级同事。1949年以后,他们也有联系。但1978年乔石升任中联部副部长后,许先生主动跟乔石中断来往。他不想跟大官打交道。而对饱受迫害的异议人士,他却乐于打交道,并尽力提供帮助。

高瑜说,许先生1987年之后,“支持方励之,谴责屠杀,介入人权事件,成为名副其实的异议人士。”“哈维尔担任总统之后,仍旧称自己是异议人士,在中国唯有许良英先生可以享有如此殊荣。”“六四大屠杀之后,中共当局对许良英做了不予以党员登记处理,这是这位科学家和人权活动家终生的光荣。”

许良英先生,将以一个名副其实的异议人士的身份,获得永生。

2013年1月30日,于许良英先生遗体告别之日
2013年2月4日订正于北京

电子版半月刊《八九一代通讯》(第19期)2013年2月15日出版

王金波:晓波生日,想起晓波、刘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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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金波:晓波生日,想起晓波、刘霞

今天是刘晓波的57岁生日,我想起了在监狱里面失去自由的刘晓波,和在监狱外面失去自由的刘霞。

“六四”镇压后,看了《人民日报》发表的《抓住刘晓波的黑手》,我一下子被刘晓波的睿智折服,并把他当成我的精神导师之一,直至今天。1998年我参加民运后,在向朋友们自我介绍时,通常这么说:“我姓王,叫王金波,王丹的王,金观涛的金,刘晓波的波。”

1999年11月,我第一次给刘晓波打电话。那时他刚结束劳教。我对刘晓波说你这三年受苦了,他说没啥,就是整天看《人民日报》。2000年我给刘晓波写了封信,里面放了篇我写的文章,请他指教。后来给他打电话,是刘霞接的,然后叫刘晓波过来,我问收到信没有,刘晓波说没有。

2005年出狱后,我决定到北京谋生。2006年春节前,在跟一个好朋友聊天时,我说在北京的异议人士中,我最渴望接触并学习的人有两个,第一个就是刘晓波。我把准备去北京的想法告诉西安的林牧老先生,他向我推荐了几个值得交往和学习的人,其中就有刘晓波。但2006年4月我来北京后的第一需求是能在北京生活下去,所以很少掺和圈里的事,打交道的朋友范围很窄,跟刘晓波也没接触。

2007年7月13日,我跟刘晓波第一次见面。那时高洪明刚出狱半个月,朋友们把他接来吃顿饭,我跟着一起见到了刘晓波。刘晓波问了我一些情况,包括我狱中绝食的事。后来跟刘晓波陆续见面。记不清哪次,我见到了刘霞。当时我跟刘晓波和刘霞都不熟悉,见了他俩都喊刘老师。

2008年元旦过后,我跟刘晓波接触开始多了起来。晚上我跟他在网上语音对话时,经常听到刘霞在旁边说话。几个月后我被迫“疏远”刘晓波,跟刘霞也没了接触。2008年11月10日,我写了篇文章请刘晓波审阅,这是我最后一次跟他打交道。12月,我在老家护理父亲住院手术期间,得知刘晓波因《零八宪章》被抓。我返回北京后,12月27日曾打算以签署《零八宪章》的方式表达对刘晓波的支持,后被朋友劝阻。28日是刘晓波53岁生日,朋友们打算一起跟刘霞聚餐,也叫上了我,但被当局阻挠未成。

2009年6月23日,刘晓波被正式逮捕。7月7日,我和刘荻、李海三人去北京市第一看守所给刘晓波送生活费,但看守所警察说查无此人。12月初,我正式使用推特,并设置头像为“释放刘晓波”的图片。圣诞节那天,刘晓波正式获刑11年。下午五六点钟我下班后给刘霞打电话,想安慰她几句,但她当时正跟丁子霖老师等人在一起说事,没说几句就挂了。后来,我陆续把我所有的网络用户头像全部设置成“释放刘晓波”的图片,比如Gmail、Skype、Hotmail(包括MSN)、Facebook,甚至独立博客的首页。

2010年2月,我开始跟刘霞有较多的接触,并喊她霞姐。7月6日、7日,我和刘荻、莫之许、王仲夏陪同刘霞去锦州监狱探视刘晓波。10月,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民间力量遭当局强力镇压,我受株连至今。

我跟刘晓波直接接触的时间,满打满算只有一年多。这期间,我深深感受到了他跟别人交往时的平等人格、宽广的胸怀和对朋友高度的责任心,以及对朋友、尤其是坐过牢的年轻人的细心关怀。比如,我当时忙于跟刚认识几个月的女友——后来成为我的妻子——谈恋爱,刘晓波经常问我进展怎样了。我曾告诉刘晓波,我来北京后没参加过集体签名,他表示理解。

从我第一次跟刘晓波见面,到我跟刘霞完全失去联系,只有短短三年的时间。这三年,我看到他俩对爱情的坚守几近童话。虽然刘霞表面上总是嘻嘻哈哈,整天跟狐朋狗友吃吃喝喝,但那只是她掩盖内心痛苦的假象,她把痛苦深深埋在心底,不想让别人看出。比如锦州之行,虽然她一直嘻嘻哈哈,但我除了看出她对晓波的挚爱之外,还看出了她内心深处的痛苦,就连“80后”顽主王仲夏都忍不住说:“越是接近刘霞一家,越是看不见民主,满眼是壮丽到令人窒息的爱情。”2010年10月8日刘晓波获诺奖当天晚上,我们十几个人一起吃饭时,莫之许、王仲夏、刘荻和我感触最深的竟是“刘霞把能见到刘晓波看得最重要”,以至于当时在场的有些朋友不太相信。

刘霞有一次不经意间流露出了其内心痛苦。她说:“我妈一直也在困惑我到底活着还是死去。”我说:“你的灵魂,在哭。尽管你表面上永远是笑。”她说:“我不热爱这种生活,但我愿为晓波死在这里。”有这样的爱人,晓波夫复何求?在他们夫妻眼里,爱情无疑高于一切,包括诺奖。

今年12月6日,被软禁在家两年多的刘霞终于见到了外国媒体记者。视频上刘霞的痛哭让我震撼,因为我第一次看到了不是笑着的刘霞。中国政府曾于2011年3月29日答复联合国任意羁押工作小组称,中国政府没有针对刘霞的任何法律强制手段,公民的合法权利受到法律保护。既然这样,那么,只要刘霞同意,公民去刘霞家探望刘霞的权利,也受到中国法律的保护吧?

2012年12月28日,北京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

王金波:我是《零八宪章》签署人——兼记我参加签名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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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零八宪章》签署人——兼记我参加签名的历史

王金波

1990年代中期开始,我通过短波收音机经常听到中国民运人士发起的签名活动。1999年4月我在杭州,没有手机和传呼,隔段时间用公用电话给青岛民运人士燕鹏打个电话问问好。有一天我打过去,燕鹏说山东民运人士发起为被劳教3年的济南民运人士车宏年呼吁的签名,问我是否愿意参加。我说愿意参加。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签名。

2000年底,浙江异议人士王有才的妻子胡江霞发起呼吁释放王有才的签名。这个签名是向“联合国、国际奥委会、美国政府、德国政府、英国政府、法国政府及海外各华人团体、各人权组织”发出的。虽然没看到文本,但出于对胡江霞和王有才的信任,我在山东联系了7个人参加。后来得知,这个签名一共有10个省的28个人参加。当时第28届奥运会举办城市的竞争正在如火如荼,还有半年就将揭晓,中国当局的恼火可想而知。

2001年初,西安林牧老先生发起《新世纪第一个春节就释放所有政治犯──119名中国公民致全体中国公民暨政府的公开信》的签名。这次签名有22个省的119人参加。我在山东联系了6个人参加。

2005年出狱后,我又参加了一些签名。当时比较热点的签名,我几乎全参加了。其中这年年底为南京异议人士杨天水的呼吁,我是发起人之一。

从2006年初开始,我不再参加签名。这是因为,我已打算去北京谋生。这是我根据经验采取的自保措施。在我2001年入狱前的两年多时间里,我曾去过杭州、青岛、西安、泗阳等地。1999年我在杭州被警方扣留两次并被带回山东。2001年初我去西安打工,刚上班几天就得到陕西警方接到山东警方协查通知的消息,我被迫返回青岛。到青岛3天后我被警方扣留,当天被带回莒南,3天后获释。两会结束后我去了江苏,一个多月后接到警方四处找我的消息回到家中,两天后失去自由,经过4年零14天的炼狱回到父母身边。所以,2006年4月我来到北京后,因警方长时间没直接骚扰我,我乐得这份清静,不参加敏感活动,也不参加签名。当时有几个签名也曾出现我的名字,但我事先并不知情。2007年我认识了妻子并开始谈恋爱,格外珍惜来之不易的爱情,更是不打算参加任何签名。幸运的是,所有了解我情况的朋友,无人因此责备我。

2008年初,我见到了《零八宪章》的早期文本,但仍决定不在上面签名。这年11月,我回老家护理父亲手术。12月下旬返回北京后我陆续了解《零八宪章》发布和刘晓波被抓的情况。27日,我给《零八宪章》签名整理小组写信说明愿意签署《零八宪章》。同时,我写了一篇文章《最终,我在〈零八宪章〉上签了名——为了〈零八宪章〉和刘晓波先生》准备发表。但这天公布的第9批616人名单中没有我的名字。而第二天,在跟几位朋友沟通之后,我收回了签名。当然,那篇文章也就没有发表。

2010年7月,我和刘荻、莫之许、王仲夏陪同刘霞去锦州给刘晓波探监,因近距离观察了刘霞对刘晓波的爱的执着,我深受震撼,觉得应该用签署《零八宪章》的方式来表达对因发起《零八宪章》而入狱的刘晓波的支持。于是,7月8日,我给xianzhang2008xianzhang@inbox.com和xianzhang2008@aol.com写信说明我要签署《零八宪章》。7月28日,《零八宪章》签名整理小组在《零八宪章》信息网站发布第22批联署者名单(101人),我是其中之一。由此,我成为《零八宪章》第22批签署人。

此后,我仍未参加其他签名。因此,从2006年初到现在,在接近7年的时间里,我只参加了一次签名,就是《零八宪章》。

哈维尔的一段话,被我视为座右铭:“我可以以我认为合适的方式行动。我深信每个人都应该这样,即担负起自己的责任。有人会反对说这没有用处。我的回答十分简单:有用。”李慎之评论说:“这段话也许是哈维尔对现在在中国红极一时的捷克流亡作家米兰?昆德拉的又一次答复。昆德拉曾经认为哈维尔他们所干的不仅徒劳无益,而且只是为了表现自己,也就是出风头。但是历史在仅仅几年之后证实了哈维尔的行动的价值:‘有用’。”

30多年来,当代中国追求自由、民主、公平、正义的人们发起和组织了多次签名活动。一般来说,签名影响越大,当局越会有所收敛,其中曾有呼吁释放刘荻等签名活动导致官方被迫释放当事人的成功案例。此外,签名活动起到了拓展民间力量的作用。因此,那些冒着各种风险参加签名的人们,值得世人尊敬。

2010年,正在狱中服刑的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此后,刘霞被软禁在家,至今已两年多。在这期间,世人发起了多次呼吁中国政府释放刘晓波和刘霞的签名。就在这个月,一些中国公民发起了呼吁新任中共领导人释放刘晓波及其他政治犯的签名。135位诺贝尔奖得主呼吁中国政府释放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图图大主教发起呼吁释放刘晓波和刘霞的签名,到今天已有39万多人参加。

在今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仍将很少参加签名。作为一名《零八宪章》签署人,我将继续关注刘晓波和《零八宪章》的进展。在经历过2011年的严酷打压之后,中国的民间力量仍在顽强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刘晓波和《零八宪章》,将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2012年12月27日,晓波57周岁生日前夕

附:

最终,我在《零八宪章》上签了名
——为了《零八宪章》和刘晓波先生

王金波

2008年,注定是我难忘的一年。这一年的最后两个月,对于我来说,于私于公分别发生了一喜一忧两件事。于私,喜是我终于结束了36年多的单身生涯;忧,则是年仅59岁的父亲被诊断患晚期癌症并同时做了两个大手术。于公,喜是《零八宪章》终于得以问世;忧,则是刘晓波先生第四次失去自由。

虽然此前我已听说过宪章,但我没有在上面签名的打算。我知道,是我的懦弱让我选择了逃避。我自己的承受能力太低。我家在农村,父母身体欠佳,收入微薄。我经历过九死一生的牢狱之灾。我的个人问题还是未知数。我的经济承受能力是零。我不想再折腾了,我折腾不起了。所以两年多来,我没参加任何签名。

11月30日,一位长者打来电话,问我是否愿意在《零八宪章》上签名。我说,我现在正在老家的医院,陪父亲做手术。依照此前的决定,我没有参加签名。

但是,我振奋。尽管我没看到宪章的最终文本,但我一下子想到了一个问题:中国开启了一个新时代。不管是30年前民主墙运动肇始的传统民运,还是5年前崛起的维权运动,抑或体制内外各种自由派力量、反对派力量,从此有了一个统一的名字——宪章运动。多年来,我和众多朋友苦思冥想终不得解的一个问题——民间力量如何形成更大的合力,更加有效地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或许能够因此迎刃而解。

但很快我得知,刘晓波因《零八宪章》入狱了。

刘晓波的名字,我在“六四”后《人民日报》的批判文章中第一次听说。作为懵懂少年,深受80年代文化热影响、刚刚手抄一遍《河殇》解说词的我,一下子被“300年殖民地”这句话吸引住了。19年后,当刘晓波请我们几个年轻人吃饭时提起“300年殖民地”,一个比我稍大几岁的朋友和我不约而同脱口而出:“当年我就是被这句话吸引的。”

一个人的一句话对我影响至深,这样的人数算起来没有几个,而刘晓波就是其中之一。当然,这样的一句话,肯定被我反复咀嚼过多次,最终肯定已不仅仅是字面上那层简单的意义,而是蕴含了诸多的深层含义。

后来我很自然地参加了民运。在杭州一位朋友家里,我看到了刘晓波的照片。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的真实的照片。当时,他还在狱中,第三次坐牢。几个月后刘晓波出狱,莽撞的我给他打去电话表示问候。不过,我的“问候”显得有些轻率,毕竟,他对我不了解,民运界也没几个人知道我。又过了一年,我根据杭州朋友提供的地址,冒昧给他在北京翠微路的家寄去我的一篇短文请他批评。但遗憾的是,不久我给他打电话问他是否收到,他说没有。

刘晓波这是第四次失去自由了。他不是没有机会出国。“六四”前他本来就在国外,却在屠城前回国飞蛾扑火。第一次出狱后他出国半年,警方本来希望他留在海外,但他却悄悄返回故土,警方不解地问他怎么回来了,不留在外面?此后的十几年间,他再未踏出国门一步,一直坚守民间自由知识分子的身份,对官权持批评的立场。这种坚守,没有几个人能做到,因为,刘晓波的思想穿透力、对信念的执着和担当的勇气,几乎无人能望其项背。

今年年初,我跟刘晓波接触较多。有时候在网上语音,我能清晰地听到他喘息和抽烟的声音,我甚至怀疑他因抽烟过多而有呼吸系统方面的疾病。在饭桌上,我习惯于倾听他的述说,间或向他提个问题,他多是宽厚地笑笑,然后立即作出解答。欧阳小戎说,“你对他说话,他就张嘴竖起耳朵,同时微微伸头够出脖子望着你,摆出呆头呆脑的样子,仿佛是费了很大力气,才明白你在说什么。轮到他接嘴时,偶尔还要结巴一会。”杨宽兴说,“他没有很好的耐心,如果你当着他的面谈些罗嗦和无趣的话题,他会毫不掩饰地扭头去做其它事。在所有问题上,他都活得自然坦率,不做作。”他俩说得都不错,我都亲身领教过。比如有一两次他就没有理睬我的啰里啰唆的解释,而是转头跟别人谈起别的话题。我想,这是他之所以容易得罪人的原因之一吧。但是,跟他交往时间长了,哪怕是80后的年轻人,也可以跟他随便开玩笑。因为,刘晓波是个没有城府的人。在社会上,“没有城府”意味着成不了“事”,是个贬义词。但在我们这些人眼里,“没有城府”却是个褒义词。甚至,我能发现刘晓波时而掩抑不住的憨厚本性。

以刘晓波的资历和名望之高,对我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年轻后来者,虽然表现出过不耐烦,却从未表现出过傲慢和居高临下。据很多人说,晓波年轻时非常“狂妄”。也许,刘晓波至今保留了当年“狂妄”的一些痕迹,但是,在跟我打交道时,他从未表现出哪怕一点点。尽管,这也许是因我俩不够熟悉,也许是因他看出我的性格不习惯。这给了我这样一个印象:刘晓波能够善解人意。最起码,当我后来不得不减少跟他的接触时,他不仅没有埋怨我,而且没有忘记对我的关心,并想方设法帮我。

尽管我也认为《零八宪章》并非十全十美,比如我认为中国现在并非威权主义而是极权主义后期,但这并不妨碍我对其总体上持肯定态度,以至于我认为我应该在上面签名。只是,迫于承受能力的压力,我选择了逃避。现在,刘晓波再次蒙难。我还要继续逃避下去吗?

我的亲人需要我。我父母劳累了一辈子。母亲3年前撞断腿,今年冬天刚刚能够骑自行车。父亲现在一个月能发接近两千块钱工资,马上就将正式退休,却不料老天无眼,让他患上了癌症!我刚刚有了女友,在给父亲做手术前一天领到结婚证,也包含了给父亲安慰的意义。前不久我找到一份新工作,尚未上班,又被迫拖了下来。

已有那么多的签署人受到株连了。除了失去自由的刘晓波和取保候审的张祖桦老师,全国各地,到处都有签署人被传唤、约谈、喝茶……如果我签了,会受到哪种待遇呢?父亲会不会受到刺激而病情加重?我岂不是要做一个彻头彻尾的不孝之子?我在监狱里给父母的每一封信都落款“不孝儿波”,正是因为我觉得我欠父母的要远远多于一般人对父母所欠的。

翻来覆去,优柔寡断。我不能作出决断:签,还是不签?

一个好友说,“刘晓波还有那么多的朋友,这些愿意和他一起承担的朋友,当这么多可交的朋友都站出来说话的时候,不说话如何能够面对他们?如果我只知一味躲闪,我就会成为他的朋友中唯一不可交的人。”我曾经不敢把自己当成刘晓波的朋友。因为,“朋友”不仅意味着志同道合,还意味着交谊深厚。而我,跟刘晓波显然谈不上“交谊深厚”。但是,对我们这些因理想主义而联结在一起的人来说,似乎没有另外一个词汇比“朋友”更能恰当地描述这种人际关系了。于是,以刘晓波的“朋友”自居,我也就感到释然了。

既然是“朋友”,我觉得“一味躲闪”也不符合我的本性。那么,如何才能对得起这个称谓?

7年前入狱后,我曾对警方说:“我明知你们已经知道了一些事,但是别想从我的嘴里说出来。”7年后,我仍对警方明白地表示了我的上述立场。如果我因为在《零八宪章》上签名而被警方传唤、约谈、喝茶或采取其他行动,我会继续这么做。

也许,今后一段时间我仍几乎不参加签名。但这次,我决定破例签上我的名字——为了《零八宪章》及其开启的新时代,为了即将迎来第7个狱中生日的刘晓波。

2008年12月27日,晓波53周岁生日前夕

文章来源:零八宪章月刊,2013年1月1日

王金波:刘霞:荒诞世界一孤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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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霞:荒诞世界一孤客

王金波

2010年10月6日我跟刘霞最后一次见面,距今天正好26个半月。

那天下午,我俩在玉渊潭南路9号院南门东侧的泓灏阁茶馆聊了一两个小时。虽然当时网上已有报道说晓波获诺奖的可能性很大,但她仍如平常,没心没肺地说说笑笑。7日晚上我跟她在网上语音,她仍是说说笑笑。

10月8日下午,我再次来到泓灏阁茶馆门前。当我打车在玉渊潭南路自西往东,接近9号院南门时,门前的拥挤令司机很是迷惑:这是学校还是大官住的地方,怎么这么多记者?我说,中国有个作家叫刘晓波,有可能获得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过一会儿揭晓,尽管他本人在监狱里,但他的家在这里,这些人是准备采访他的妻子的各国记者。司机说诺贝尔奖可是世界上最大的奖啊,这个人了不起,可他为什么在监狱里呢?我说因为他写了几篇文章。司机说文字狱啊,我说是啊。因我高兴,下车时没让司机找零钱。

后来果然晓波获奖了。晚上回到家里,我在网上见不到霞姐,接连两天,谁也不知霞姐的下落。直到10日晚上20点58分,霞姐的推特(Twitter)帐号(@liuxia64)突然开始发推。没人知道这是否她本人。后来我终于跟霞姐通了话,证实那是霞姐本人,并把晓波见到霞姐后说的“这个奖首先是给六四亡灵的”的话发到推特上。那天晚上霞姐已被软禁,警方已警告她不能见媒体不能见朋友,但她仍渴望见到朋友和记者。这里有个细节我记得很清楚,因那晚下雨,霞姐跟我说千万不要让记者冒雨等着见她。当时她想不到的是,两年后,还是有美联社和明报等媒体的记者通过多次尝试、包括蹲守的方式跟她直接见上了面、对上了话。

后来我在网上又跟霞姐聊过几次,最后一次是18日。当时我的感觉是,霞姐的说笑越来越少,后来就显得有些着急了。21日,我最后一次见霞姐上线,没一会儿她就下线,跟我没说话。此后,我跟霞姐完全失去联系,再也没有她的直接消息。

霞姐写电子邮件时,因打字技术太差经常使用同音的错别字,很是搞笑。她很少落款,有一次落了“虾姐”两字。其实晓波的MSN昵称就是“虾米”,甚至在自由中国论坛还有个叫“虾米”的马甲——“虾”是“霞”的谐音。晓波最初使用的国内信箱就是霞姐的名字——用霞姐的话说,晓波一直在使用她的名义上网。而更可笑的是霞姐有一次用了“瞎姐”两字。我问她到底是“霞姐”、“虾姐”还是“瞎姐”,于是她改口自称“笨人”。

其实霞姐讨厌电脑和上网。她是在晓波被抓以后开始经常使用电脑和网络的。就是说,为了晓波,她被迫跟她讨厌的事情打交道。但我想不到的是,霞姐告诉我,是她教晓波上网的。那还是在晓波上次三年劳教期间,就有朋友送给霞姐电脑,并教会霞姐上网,而晓波出狱后霞姐又教晓波上网。晓波学会上网并离不开电脑以后,霞姐就很少使用电脑了,就是偶尔上网也只是收发邮件。霞姐跟我说,等晓波回家后,她就不用上网,什么也不干了——痴情的女子!晓波是她的依赖,有了晓波就有了一切。

2010年7月6日,在锦州监狱外面,警察问霞姐你老公是干嘛的,霞姐说是个傻博士。在霞姐眼里,“傻”是晓波的第一关键词。早在《零八宪章》发布之前,霞姐就凭她多年的生活经验敏锐地感觉到,晓波将因此再次坐牢,而她,将不得不再次奔波于探监的路上。后来这一切都被证实,也再次证明了晓波的“傻”。

我在《我愿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奉献我的一生——〈狱中书信集(致父母)〉序》中说:“活着,首先面对的是亲人。”当时我没结婚,所以“父母是我最重要的亲人”。而作为已结婚的人来说,丈夫或妻子成为跟父母同样重要的亲人。对于母亲已去世、父亲不理解自己的晓波来说,霞姐是最重要的亲人。霞姐跟我说过,她和晓波互为信仰。在锦州,为了能见到晓波,她被迫写了保证书不再拍照——只要能见到晓波,这些委屈她都能忍受。

看到霞姐这样煎熬,有一次我在泓灏阁茶馆单独跟霞姐见面时忍不住说,你们出国吧。霞姐脸色一变,说我们不出国。也由此,我知道他们夫妻俩的爱情故事,将上演世上独一无二的悲情一幕。

坐牢的是晓波,受株连的人很多,但用全部生活来承受这个痛苦的,只有霞姐一个人——不管跟晓波关系多么好的朋友,也不可能替代。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比如我吧,虽然跟晓波霞姐交往时间不长,但毕竟跟他俩都曾有过一段时间较频繁的接触,其中霞姐曾称呼我是她的兄弟。但在诺奖带来的一系列压力面前,我退缩了——我有着来自家庭的巨大压力,首先就是我身患晚期癌症的父亲在2010年10月23日得到全国乌云密布的消息后叹着气跟我说:“你千万别出事,你一出事我就完了。”所以,好长一段时间,我很少公开提及晓波霞姐。

但,今年12月6日美联社公布霞姐的视频和照片后,我愤怒了。

霞姐的没心没肺,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她出现在人们面前的形象永远是说说笑笑。跟绝大多数入狱者家属的悲情(我父母当时就是这样悲情)不同,她是一个整天嘻嘻哈哈跟狐朋狗友吃吃喝喝的酒肉之徒,不管老公是否在监狱。另一方面,她近乎与世隔绝两年多,这种后果是她当时没想到的,没有为此做好准备。所以,12月6日见到记者,她率性大哭,没有装模作样。她那种委屈的大哭,是真性情的自然流露。但若非委屈到极点,霞姐不会那样嚎啕大哭。所以,我打破沉默,为霞姐写下这篇短文。

霞姐对记者说,“我们就是生活在这么荒诞的一个地方。太荒诞了。我觉得我是一个在情感上对刘晓波获奖的后果做好了准备的人。但他得奖之后,我从来没有想到他一得奖我就没办法离开我家。太荒诞了。我觉得卡夫卡都写不出比这更荒诞、更不可思议的东西。”是的,我们生活在一个荒诞的世界,一个无法用常理来解释的荒诞世界。

晓波在监狱外面的时候,霞姐不爱名不爱利不爱钱,爱的就是晓波这个人,所以在爱名爱利爱钱的滚滚红尘之中是一孤客。晓波在监狱里面的时候,霞姐更是一个孤客。除了心灵深处的孤独,现在连外在的躯体也孤独了。

但是,朋友们从没停止对霞姐的惦念。这个周末,北京将迎来今冬最寒冷的日子。今天是传说中的世界末日。刘荻说,世界末日象征着一个旧时代结束,一个新时代开始。我相信,霞姐获得自由的日子,不远了,霞姐跟晓波团聚的日子,也没多久了。

2012年12月21日,于世界末日中的北京

2012年12月23日发表于香港《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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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金波:《零八宪章》的方向是未来中国的方向——“人权日”答“零八宪章论坛”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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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金波:《零八宪章》的方向是未来中国的方向
——“人权日”答“零八宪章论坛”问

王金波,男,山东莒南人,1972年生。异议人士。1998年参与筹组中国民主党。2001年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4年。2005年出狱。2007年加入独立中文笔会。2010年签署《零八宪章》。

《零八宪章》论坛:12月10日是著名的“国际人权日”,六十四年前的这一天,《世界人权宣言》被联合国大会通过,世界人权运动从此有了一面世界性旗帜。四年前的这一天,由刘晓波先生和张祖桦先生主笔的《零八宪章》横空出世,中国民主人权运动有了一面光辉夺目的旗帜。请问您作为《零八宪章》签署人之一,能否谈谈四年来《零八宪章》对于当代中国民主维权运动所起的作用?

王金波:毫无疑问的是,《零八宪章》是对三十年来中国民主运动的总结和对未来中国的展望,在现阶段其最突出的一个作用是:中国的当代民主运动拥有了一面包容性最大、涵盖面最广的旗帜。

《零八宪章》论坛:《零八宪章》还在孕育阶段时就遭到官方的关注和打压,2008年12月9日,也即《零八宪章》正式发布的前一天,北京当局便拘捕了《零八宪章》主要起草人之一刘晓波先生。几乎与此同时,《零八宪章》另一位起草人和发起人张祖桦先生被抄家。宪章公布后,执政当局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打压《零八宪章》的狂潮,不仅每一位《零八宪章》签署人都受到传唤,而且公然逮捕刘晓波先生,并组织陈奎元、钟哲明等御用学者著文批判《零八宪章》;在08年底和09年初,最高当局还针对《零八宪章》所提出的民主宪政制度设计,公然抛出“邪路论”和“五不搞”的观点,请问执政当局为什么如此惧怕并围剿《零八宪章》?

王金波:很简单,《零八宪章》体现的是普世价值,而普世价值是不可阻挡的。执政当局其实很清楚《零八宪章》的威力所在,所以才如此惧怕并围剿《零八宪章》。

《零八宪章》论坛:《零八宪章》虽然受到执政当局的野蛮封锁和打压,但从第一批303人签名以来,共有28批共计12881人签名支持,在中华大地掀起了一场各界人士蔑视当局打压的《零八宪章》签名运动,请问原因何在?

王金波:《零八宪章》代表的方向是未来中国的方向。

《零八宪章》论坛:众所周知,执政当局对《零八宪章》的最严酷打压是对刘晓波先生的迫害。2009年6月23日,被软禁半年的刘晓波先生遭到北京当局的逮捕,同一年的“世界人权日”刘晓波先生被正式开庭审理,12月25日被以“煽颠”名义处刑11年——这是迄今为止被以“煽颠”罪名判刑时间最长的民主人士,其主要罪证便是起草《零八宪章》。但中国政府对刘晓波先生的迫害并不能淹没刘晓波先生和《零八宪章》对人类正义事业所作出的伟大贡献,也正因此,2010年10月8日,挪威诺贝尔和平奖评委会将2010年度的“和平奖”授予刘晓波先生。您能否从“和平奖”的角度谈一下《零八宪章》与刘晓波先生对于中国民主宪政事业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王金波:《零八宪章》是中国民主宪政事业的旗帜,刘晓波先生是中国民主宪政事业的道义领袖,而诺贝尔和平奖这一人类最高荣誉的奖项正是对《零八宪章》和刘晓波先生的肯定,这种肯定体现的是全人类的价值。

《零八宪章》论坛:众所周知,“诺贝尔和平奖”是全世界公认的人类最高人权奖项。截至目前为止,所有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世界知名人士都对人类进步事业做出过巨大的努力和贡献,刘晓波先生也不例外。但中共当局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将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先生继续关押在监狱中,您能否对北京当局的这一“壮举”做个简单评价?

王金波:做出这个决定的人将来会后悔的。

《零八宪章》论坛:中国作家莫言先生在获得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后答记者问时,明确向最高当局喊话说“释放刘晓波!”,有传言说北京当局有意以“保外就医”的名义将刘晓波先生“送出”大陆。请问您认为执政当局会有这样的诚意吗?此外根据您对刘晓波先生的认知,您认为他会像魏京生、王丹及陈光诚等人一样选择出国过“流亡”天涯的生活吗?在释放刘晓波先生问题上您想对执政当局说点什么呢?还有,您想对仍然在锦州监狱服刑的刘晓波先生说点什么呢?

王金波:据我所知,刘晓波先生和刘霞女士都不愿意出国,尽管我真心希望他们早日结束现状,尽可能恢复多一点的自由。我希望中国政府能早日恢复刘晓波先生和刘霞女士的自由,也希望刘晓波先生能早日和刘霞女士团聚。

《零八宪章》论坛:从广义上讲,中国民主转型事业实际上是一场波澜壮阔的公民运动,无论是上个世纪后期的传统“民运”,还是本世纪初兴起的维权运动都可以说是中国公民运动的阶段性演进。而且这个民主转型事业是一场涉及五分之一人类的宏大事业,它需要体制内外、朝野上下各方面力量的共同努力。也正因此,《零八宪章》在“结语”部分才公开提出:“希望所有具有同样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公民,不分朝野,不论身份,求同存异,积极参与到公民运动中来,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请问,作为《零八宪章》签署人,作为关心中国现代化转型并为之做过巨大努力的人士,您认为在未来五年时间应该怎样开展中国公民运动,从而更好地推动民主中国和宪政中国的早日到来?

王金波:我有个尚未完全考虑成熟的“三不主义”:不抱有任何幻想,不排除任何可能,不放弃任何努力。简言之,就是不把希望寄托在权力者身上,但不排除权力者被动改善现状的可能,而未来中国实现宪政民主的提前和基础是民间社会本着公开、理性、非暴力的原则拓展自身的力量。

2012年12月7日

文章来源:零八宪章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