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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金波:生命中最黑暗的一天——2017年6月26日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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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6月26日,农历六月初三,是我心力交瘁,生命中最黑暗的一天。我的父亲离开了人世。我最欣赏的中国异议人士刘晓波癌症晚期的消息被媒体披露。

2017年6月26日凌晨,父亲每隔一会儿就喊叫一次的状态已经持续了几个小时。天亮后父亲终于安静下来,母亲见缝插针回自己屋里休息。妹妹来了,和父亲打招呼,父亲说了三个字,重复几遍我和妹妹还是没听懂。父亲睡了。母亲吃完饭继续睡。妹妹悄悄收拾房子。我睡了一小觉,感觉烧已退,起床在父亲门口看到父亲仍在熟睡,就陪妹妹收拾。后来妹妹做午饭。母亲起床后去父亲屋里,突然惊慌失措喊我们进去,这才看到父亲睡觉的状态不对,对我们的呼喊没有反应。11点58分打120,120来接我们去县医院,路上我通知了两个堂哥。到了县医院急救门诊,重症监护室一个医生检查后说,父亲只剩几个小时的时间了。我的眼泪刷地流了出来。好不容易在刚刚离开4天的肿瘤科找到床位。医生几次让我离开病房办各种手续。一次我回到父亲床前,大家说刚才二哥喊三叔,父亲睁眼看了看应了一声。于是我喊父亲,父亲睁眼看了看我,但没应声。问他是否喝水,他点头。我下楼给他买了瓶冰糖雪梨饮料,插上塑料吸管,他喝了两口,示意不再喝。大家觉得他的危险不再很大,应该还能活几天,纷纷松了口气。我和母亲、妹妹回到家里吃饭,带上尿壶、卫生纸等物品,往医院赶。

15点02分,在一个路口等红灯时,我瞥了眼放在副驾驶座上的手机,静音的屏幕显示来了电话,一看是+0196开头的国际长途,心想又是骗子,接通后立即挂断。这时看到微信有新消息,从不在微信跟我沟通的吴乐宝的两句留言:“刘晓波什么情况”“确认么”。我莫名其妙,回了句:“不知道啊”。绿灯亮了,我放下手机集中精力开车。到了医院,父亲在熟睡。我赶快拿出手机,竟然得知刘晓波肝癌晚期!我傻了。同时发现几个+0196开头的未接电话,一个香港未接电话。15点39分,一个未显示号码的电话打来,我接了,一个香港记者问我有没有刘晓波的消息,我如实相告一无所知,他问我找谁,我说去找莫少平律师和尚宝军律师吧。我给尚宝军律师打电话,占线。15点41分,我给刘霞连打两次电话无人接。打刘霞母亲家电话,提示是空号。再打尚宝军律师,还占线。再打刘霞电话,无人接。我还有刘晖的电话,从未打过,甚至刘晖未必知道我是谁。想了想,还是打了过去。刘晖接了电话,我问你是刘晖吧,他说是,我说我是霞姐的朋友,晓波现在啥情况。刘晖在电话里连说听不清,让我等会儿换个位置。过了几秒钟,他还是说听不清,我听他也不是很清,他说等他方便了给我回电话,就挂了。微信和Whatsapp也不断有人问我情况,我实在很无奈。

我回到病房。父亲无神地睁着双眼,监护仪显示血压只有71/31,医生说赶快做好最后准备,最好趁停止呼吸前穿好衣服。撤掉监护仪和静脉注射,只保留氧气。脱下原来的衣服,热毛巾全身擦洗一遍,穿好早已准备好的新衣服。呼吸间隔时间越来越长。医生还是隔一会儿找我一趟。最后一次我回到病房,父亲已停止呼吸,二哥说时间是17点56分。我顿时泪如泉涌。

父亲王秀玉,生于1949年11月29日(农历十月初十),初中毕业适逢文革,下学回家务农,1970年起在本村小学和联合中学当民办教师,1996年转正为公办教师,此前取得曲阜师范大学专科文凭,职称是中教一级。2008年9月在莒南县医院误诊为良性肿瘤,11月在临沂市肿瘤医院确诊为直肠癌晚期肝转移并做手术。手术很成功,我一直陪护到12月下旬出院。后经介入治疗和化疗,到2009年夏病灶消失。2011年9月肝部再次发现病灶,切除后经介入治疗和化疗,病灶再次消失。2014年11月和12月,先后发现病灶扩散到肺部和胸骨。此后,经过四十多次住院,包括在亲友的帮助下使用靶向药爱必妥(西妥昔单抗),父亲的病情还是恶化了。今年5月中旬我因事短暂回北京住了十多天后于5月26日回到老家,27日陪父亲去县医院例行注射唑来膦酸(每三到四周一次,已持续两年多),父亲两腿行走接近正常。28日父亲两腿无力需要搀扶才能站立和行走。我们以为这是前一天爬楼梯累的。此后一天比一天严重,31日已完全不能站立,送进医院。6月1日CT和血检查结果显示,癌胚抗原指数已达300多(此前最高不到40),病灶已扩散到肋骨、腰椎和髂骨,其中左骨盆已被肿瘤穿透,下肢完全瘫痪。医生说除了放疗没有其他办法。父亲决定放弃治疗。2日,一个医生和同病房两个病号的家属都说放疗有效果,从未做过放疗的父亲决定试试。周末两天放疗中心休息。5日开始,连续放疗5天,父亲感觉病情加重,决定停止放疗,也即放弃治疗,只用常规药。21日晚,因病情稳定,父亲决定出院。22日回到父母家中(去年11月起住在我妹妹家),我从车上抱起父亲走进他的卧室放到床上,父亲第一句话是:“没想到这辈子还能再回这个家。”当晚父亲多次喊疼,我和母亲几乎没睡。23日父亲喊疼次数减少。24日我感觉不适,当晚腹泻并盖棉被睡觉,25日下午去县医院检查确诊肺炎,回家测体温38.8度。当晚我早早躺下,迷迷糊糊听到父亲多次喊叫,我也多次被吵醒并过去帮他活动了几次腿。

从2014年11月到2016年10月,我陪父亲在临沂市肿瘤医院住院近三十次。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真有一种我们父子俩在医院相依为命的感觉——当然,主要是父亲依赖我。只要身体允许,父亲就跟我到医院餐厅一起吃饭,偶尔到外面的小饭店吃小笼包或喝羊肉汤。虽然吃的不是多好的饭菜,但每当看到父亲吃饱饭心满意足的样子,我总有一种幸福的满足感。

2009年我在老家举行婚礼,身体虚弱的父亲全程参加并讲话。幼年丧父的三表哥一曲崔京浩的《父亲》深深打动了我,后来我把这首歌下载到手机,经常听,尤其是2014年11月以后每次听这首歌总会伤感,甚至偶有流泪。

1989年“六四”镇压后,父亲责备正上高中的我,“如果你也上大学,肯定冲在前面。”连党员都不是的父亲并非支持当局,他只是对政治不感兴趣,从来都远离而已。因此,1998年我参加民运之初,父亲并不支持,甚至一度试图逼我离开民运。此时他对我的关心,仅是出于父子之间的亲情。2001年我入狱后,父亲却逐渐改变态度,开始支持我。后来跟别人偶尔聊起腐败等政治问题,他一针见血指出,腐败的根源在一党专制。

2002年我到位于济南东郊的山东省监狱服刑,父亲拖着一条病腿来回奔波,尤其是他下了汽车用扁担挑着电脑送到监狱的情景,虽然我没亲眼所见,但能想像那是何等令人动容的一幕——父亲的心中,既有凄惨,也仍旧充满了希望……

父亲瘫痪后,我多次抱他上下床。有次我问他,我小时候你抱我,现在你老了我抱你,你觉得这有什么区别?父亲沉吟几分钟说:“你小时候我抱你那是抱的希望,现在你抱我抱的是绝望……”我鼻子一酸……

2008年12月8日刘晓波被抓时,我在老家陪护刚确诊癌症晚期的父亲住院。这次媒体报道刘晓波罹患肝癌晚期当天,我父亲离世。这样的巧合,实在让人无语。

我和妻子2008年11月在父亲手术前一天领结婚证,2009年婚礼先后在我老家和她老家举行,惟独没在我们平时生活的城市北京举行。其实我原有在北京举行婚礼的计划,并打算请刘晓波主持。2010年有次和刘霞说起这个遗憾,刘霞说等以后晓波出来了再补上吧。可是,还有以后吗?

2014年11月我回老家陪护父亲,此后有段时间没给刘霞打电话。有次有事给她打电话,她问:“你回老家陪你父亲住院了?”我说是。后来听说她父亲也病重,于是每次打电话都彼此问“你父亲怎样了”。不过我给她打电话次数并不多,尤其是最近一年多,直到她母亲去世后才打电话安慰了她几句,并告诉她我还在老家陪护父亲。现在,已经不用问她父母了,需要问的,已经变成晓波,可是我却没办法给刘霞打通电话了。

作为癌症长期患者的亲属,对病人及亲属受到的折磨,我有着切肤的感受。刘霞刚刚经历父母患病并离世的煎熬,如今又轮到了她心爱的晓波,她的那颗心如何承受?

晓波此种遭遇,出乎几乎所有亲朋好友意料之外,因为大家想的都是晓波出狱后如何如何。靶向药可以延长几个月的寿命,但也仅此而已,那些比例极低的更加成功的特例可遇不可求。

父亲停止呼吸后,根据医生要求,我们立即把他的遗体推进很少开门的太平间。太平间三张床,冲着门的一张放着父亲的遗体,从头到脚用毯子和毛巾被盖着。

晚上,我拿了两瓶啤酒,在太平间门外和妹妹一起给父亲守灵。我先喝了一瓶啤酒。一会儿跟妹妹说说话,一会儿在周围来回踱步,一会儿走到父亲遗体边愣愣地看着。

明天,父亲就要火化了,我再也见不到父亲了。

马上就零点了,我打开第二瓶啤酒,扬起脖子,眼睛空洞地盯着苍穹,把啤酒灌进喉咙。

2017年7月2日初稿,7月6日修改于山东莒南

《公民议报》7/6/2017